也談教師荒

 也談教師荒

最近常看到大家討論老師荒的問題。照理說因為少子化，學生越來越少，老師應該過多才是，結果是老師不夠。我查了一下，最缺的是數理化方面的老師。其實這個現象不僅在中小學，大學也一樣。我知道即使在最好的大學，電資領域的老師也非常難找。來申請教職的人屈指可數。

老師也是一種職業，就業市場主要就看兩件事，薪資與環境。台灣老師的薪水偏低，數理方面的人才都被高科技廠商用高薪網羅。特別是這幾年，AI產業崛起，吸引了大量理工人才。以台積電為例，一個碩士級工程師的薪水比他在研究所指導教授的薪水還高。我還沒有退休時，常常每年都有三四個畢業生進台積電，而我每年就拿固定教育部核定的薪水。而中學老師薪水又更差。在這種情況下誰還願意做老師？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工作。做老師是我的選擇，我無怨無悔，可是國家社會對得起我嗎？我們能要求每個人都這樣奉獻嗎？

做老師的不僅薪水低，退休金更差。我在還沒退休前，因為各種獎勵，薪資還算可以，退休後，這些獎勵沒了，然後退休金年年縮水。現在每年拿的大概只有原來薪水的3分之一。我知道很多國家的退休人員，退休金每年都會漲。只有我們每年都在跌。這樣的薪資條件怎麼能和其他行業相比呢？

政府的政策一直在為培養半導體和AI的人才努力。要求各大學成立半導體學院，各種產業創新學院，一天到晚聽到的都是，我們的電子產業領先全球因為我們有最優秀的工程師。可是有沒有想過，這些工程師是誰培養出來的？是誰教出來的？政府想盡辦法吸引這方面的學生，可是有沒有想過，我們要如何吸引這方面的老師？如果沒有好老師，你找那麼多學生有什麼用？

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這個學霸那個學霸，這個資優班那個奧林匹克金牌，可是我從來沒聽過背後培養他們的老師。出了名的好像都是學生，老師只是在背後做苦工的人。結果賺錢多的是學生，出了名的也是學生，你說教這些老師情何以堪？

再談談工作環境，常聽老師說現在學生難教，學生有太多管道申訴告狀，老師只能教不能管，如果家長告你一狀，你的麻煩就大了。老師除了教學還有各種評鑒，輔導等其他工作，現在各種升學管道一大堆，要幫他們準備資料，填寫報告，這都是額外的工作。大學老師也一樣，每年光是招生，就忙翻了天。

教育部最近為了諾貝爾獎，要成立兩個新單位，一個是台灣高等研究院，一個是台灣科學實驗高中。目的在培養最頂尖的人才，以期將來得諾貝爾獎。姑且不論這個目標有多荒謬，他的做法更是匪夷所思。這兩個單位都要由中央研究院，台大，清華，陽明交大，和成大共同負責。這幾所大學本來就在做研究啊，中研院本來就是高等研究院啊，各個高中本來就有數理資優班啊，現在再多兩個單位就能得諾貝爾奬嗎？

中研院和那四所頂尖大學好像是全能的，從高中到高等研究院－體全包。如果一般的老師都找不到，你能找到這些優秀的老師和研究人員來做這些工作嗎？

台灣的GDP近幾年快速增長，去年的人均GDP已經高達39,000美金，超越日韓，預期今年能再成長10%或更高，可是我們的教師薪資有成比例提高嗎？看到台灣在電子產業的優勢，政府不斷要我們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但為什麼不多花點力氣去培養師資呢？一個好的果園要有好的收成，必須要有好的土壤和好的園丁，不然你找再好的種子，引進再好的樹苗都沒有用。我們的學校環境如果不改善，園丁的待遇和素質如果不提高，要想結好果子，那是做夢。

現在教育部做的就好像在原有的地面上，再圈一塊地，掛個新招牌，栽上最好的果苗，就想結最好的果子。如果你不改變原有的土壤，不聘請最好的園丁，這一切都是白搭。

教育是一切的根本，要培養好的人才，一定要有好的老師，老師是重重之重，教育部最該做的是想法吸引最好的人才來從事教育工作，你必須提供最好的工作環境和薪資，讓人覺得做老師不僅地位崇高，而且報酬也高，這樣人家才願意做。教育部不應該把重點只放在學生身上，老師不是附屬品，老師才是最重要的。

與藝文界的故事

講幾則我與藝文界人士間的故事：

我小學唸空軍子第學校，我曾有兩個美術老師都是抽象畫家，一個叫李元佳，另一位是霍剛，他們是台灣早期東方畫會的創始會員，後來都成了名畫家。我對繪畫一點天份都沒有。上他們的課，不管怎麼畫也不管晝有多像，分數總是很低。有一次我乾脆亂畫一通，畫了一顆樹，樹上站了很多小人。結果老師看了，說畫得很好，還把它貼在教室牆壁上讓大家欣賞。我實在不知道好在哪裡。

他們兩人都是國軍遣族學校畢業，父親都是抗戰時為國捐軀的軍人，另一位著名畫家劉國松也是那裡畢業。那時在空小，好多老師都有類似的遭遇。李老師和霍老師的宿舍就在我們教室後面。我有時經過那裡，看到他們房間放了一大堆我看不懂的晝。

以前新竹的誠品書店樓上有一家敦煌畫廊，我無聊的時候會去逛逛，就認識了那裡負責的兩位小姐，他們很喜歡跟我這外行人談藝術。

後來科學園區的一家公司，智邦科技，成立智邦藝術基金會，並在一棟大樓的頂樓，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藝廊認識的其中一位小姐被聘為基金會執行長，他因與我熟識，就邀我做基金會的董事，其他董事不是大官就是著名藝文界人士，其中有科學園區局長，工研院院長，還有和我同屆台大的才女康來新。只有我既不官也不文藝。後來康來新聽說我會寫詩，就邀我到中央大學（她是中文系主任）去講我的詩。我興致勃勃地跑去演講，講完後偷偷地問康，本人的詩寫得如何？她說，太簡單直白了。她這一頭冷水澆得我的自信心大受打擊。本來智邦藝術基金會想幫我辦個展覽，展示我的詩和攝影。我趕緊喊停，免得出洋相了。

對畫畫這件事，我實在不知如何欣賞，因為他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我有一個學生的太太在英國學藝術史，有一次他倫敦大學的教授來台灣訪問，他們居然帶他來看我，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一幅畫要如何判斷它的價值。他說只有四種人可以決定他的價值， The artist himself, The critic, The seller, The collector.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那麼老實的回答，一幅畫好不好不是我們這種凡夫俗子說了算，要有資格的人說才行。這對我來講實在無法理解。

我有一位朋友算是藝文界的名嘴， 有一次他講梵谷，他說梵谷後來得精神病，許多重要的畫作都是在得病後完成的。畫裡表現的是他的精神狀態和內心世界。他講完後我問了一個問題，既然他精神有問題，那我們幹嘛要去了解他的內心狀態？畢竟我們大部分人都是正常人啊，為什麼要去研究一個神經病？我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把他問倒了。

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文學家，我的審美觀．和他們不太一樣。我認為，美的定義是，自然就是美。什麼東西最自然，與自然最協調就是美。這和許多藝術家強調創作及自我表現不一樣。或許這是因為我學科學有關，科學試圖瞭解自然，在自然現象中發現他的美和規律。我們從來沒有創造什麼。

雖然有時和藝術家談話像雞同鴨講。但這都沒關係，我很喜歡跟他們交朋友，因為人的多樣性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這也是很美的。

我對台灣科學實驗中學的看法

我對國立台灣實中的看法

前一陣子，丘成桐在北京清華大學，辦的求真書院，一所專門培養數理天才的訓練班，因為學生入學問題閙出一些風波。台灣不甘人後，也要辦一個台灣科學實驗高中，專門訓練頂尖的科學人才，學校就設在台大校園。

我一直認為，一個小孩子的前途，特別是那些天資高的孩子，不應該完全由大人來規劃。歷史上沒有一個著名的科學家，他的學習歷程是別人規劃的。他們會自己摸索，找尋自己喜歡並適合的方向。一個高中生，很多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你在這個階段就把他們認定將來要做一個科學家，對他們不僅不公，也可能讓他們悔恨終身。

辧一個科學實驗中學不是不可以，美國著名的 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 培養了很多著名科學家。但在台灣恐怕行不通，在台灣或中國，來自父母，社會，的壓力太大。 只要成績好一點，別人就認為你該去讀這個讀那個，該去讀那些要擠破頭才進的去的學校。小孩的選擇是被動的，被父母，社會的期待，以及媒體上天天在渲染的排名牽著鼻子走。但是在美國，年輕人的自主性強，要進什麼學校多半自己決定。

有很多著名的科學家，不是生來就立志要學科學的。當今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Edward Witten, 大學時代主修歷史和語言學，曾考慮從政，到了研究所還讀了一年經濟學。後來才改學物理。他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個是作家，一個是律師，只有妹妹學數學。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父母沒有給子女任何學習上的壓力。他們的路是自己摸索出來的。

再講一個例子，天文物理學家，France A. Córdova, 是美國近幾十年來最傑出的女性科學行政領袖。她的學習歷程充滿傳奇，大學時讀的是英國文學，她寫的小說曾得過文學獎。畢業後到洛杉磯時報工作，她本想做一位作家，但當她看到阿波羅登月，和一個關於天文學的紀錄片後，改變心意，決定做一名天文物理學家，在離開學校多年後重返校園改學物理。1979年獲得Caltech天文物理博士。她在那裡的時間幾乎與我重疊，和我妻子，吳秀錦，是那一屆物理系研究所僅有的兩個女生。秀錦曾告訴我，她有一個外號叫Peacock的同學，她總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像隻孔雀，現在回想起來她應該就是 Cordova. 我對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生也印象深刻。。

畢業後，他開始了輝煌的學術生涯。他曾做過，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hair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Chief Scientist at NASA

UC Santa Barbara 副校長

UC Riverside 校長

普渡大學校長

上面提到的這兩個人，青少年時代都不是什麼數理資優班，也沒有立志要做科學家，但他們卻成為最好的科學家。他們的路完全是自己走出來的。或許路有些曲折，但完全不影響他們的成就。

一個人可以有很多選擇，世界上也不是只有物理和數學。青少年是摸索的階段，教育要提供的是能夠激發他們潛能的機會，而不是拖著他們往哪一個方向走。唯有自己找到自己該走的路，才可以走得長遠。

今年Caltech畢業典禮主講者Kip Thorne 勉勵畢業生，未來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周邊視野（peripheral vision)。對於不同領域的東西要保持興趣與好奇心，或許在其他地方能夠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好多年前曾有一次到台北一所女中去做宣傳，來聽我們講的大概都是數理組的學生，講完後一個學生來找我，問該讀些什麼課外讀物？ 我問她有沒有讀過水滸傳？沒有。有沒有讀過西遊記，沒有。有沒有讀過紅樓夢，三國演義，答案通通沒有。我就對她說你去找一本三國演義來看看。我以前讀初高中的時候，就把中國有名的章回小說看了個遍。我很難想像一個中學生會對這些書沒興趣。一個人如果對身邊的事物都沒好奇心，也不會欣賞其他領域的東西，那他也不太可能會對科學有興趣。

科學家最重要的特質是好奇心和想像力。如果你把一群資優生，聚集起來做特別訓練，他們很可能就失去了探索其他領域的機會。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把一個年輕人放在一個高強度的學習環境中，他獲得的只是知識，想像力和好奇心不是學校可以教的。相反地，這些能力很可能被高壓的學習環境所抹殺。

台灣中學生在數理方面的能力其實非常好。根據多項統計，台灣學生的數學及科學能力排名穩居世界前五，比美國歐洲要高多了。反觀我們的大學，在世界上排名就差得遠了，所以我們的問題不在中學而在大學。

根據新聞報導，這所台灣科學實中，以後將由，中研院，台大，陽明交大，清華，和成大共同協辦。在籌備處成立儀式上，教育部長，中研院院長還有這幾個大學的校長，一字排開共襄盛舉。我不明白，這些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為什麼要來辦中學？我們的問題在大學不在中學。美國的中學生程度比不上台灣，可是他們的大學卻比我們好很多。辦這所實驗高中就真的能提升台灣的科學能力嗎？大學都沒辦好，結果要這些大學來辦中學，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根據規劃，台灣實中將可分享那幾所頂尖大學和中研院的研究資源，讓學生參與研究，讓每一個學生有兩個指導老師，一個是中學老師一個是大學教授。我不知道教育部有沒有問過這些大學老師的意見。現在教授們已經夠忙了，雜七雜八的事一大堆，現在除了研究生和大學生外，還要額外花時間在這些中學生身上。這樣對研究有幫助嗎？能幫我們得諾貝爾獎嗎？

在我看來這都是教育部一相情願的看法。好像不管什麼事，只要組個國家隊，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現在全台灣的高中已經有很多資優班和實驗班，現在再來一個國立的實驗高中，難道不是疊床架屋嗎？我擔心最後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增加老師和學生的負擔。

我們的中學生缺乏的不是知識，缺乏的是好奇心與自由想像的空間。知識無法帶來創新與突破，只有敢於突破現有知識的框架，才能走出一個新天地。我們這些孩子身上的壓力已經夠大了，別再把什麼實驗，數理，資優這些高大上的枷鎖放在他們身上，這只會阻礙他們的發展，不能讓他們成為天才。

你吃哪一種米？

 你吃哪一種米？

我們平常吃的是蓬萊米，它也叫粳米，其實世界上大部分人吃的米不是它，而是秈米，也是一般俗稱的在來米，他們形狀較長，比較沒有黏性，煮出來的飯粒粒分明。在美國特別是西餐廳，你如果點飯，他一定是這種米煮的。你去印度餐廳，墨西哥餐廳，或泰國，中東的餐廳，他們的飯也都是這樣。

今天中午到熊貓快餐店（panda express)吃飯，一個店員見我們是中國人，就對我們說不要點炒飯，太硬了非常難吃。這個店員很可愛，居然說自己店裡的東西不好吃。熊貓快餐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式快餐店。你不管去哪一家，飯都一樣硬。如果真的那麼難吃，為什麼要燒成這樣？道理很簡單，顧客大部分是老外，他們就喜歡吃這種一粒一粒硬的米。

以前曾看過一個非常令人傻眼的電視廣告，一個人在宣傳他們生產的米。他把他的米和別家的米都煮成飯，然後用勺子舀起來，對著鏡頭說，你看別家的米煮成的飯都黏成一團，黏在勺子上，而我們的米煮出來的飯，粒粒分明，勺子一下就倒得乾乾淨淨。這跟我的認知完全相反，我本以為大家都喜歡吃比較黏的蓬萊米，結果完全不是。其實大部分稻米生產國家，種的稻跟吃的米大多都是在來米。

難道是中國人喜歡吃蓬萊米，外國人喜歡吃在來米？其實不然，大部分中國人和東南亞的人都吃在來米。全世界在來米的產量大概佔了所有米的80%以上。其實台灣以前也吃在來米，蓬萊米是日本人佔據台灣後才引進的。

秈米在亞熱帶比粳米更容易生長，所以在長江以南，生長的多半是秈米。種粳米的地方多半在長江以北，而那裡又以麵食為主，所以粳米就沒種的那麼多。中國東北是粳米的最大產地，後來這種米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不同的米形成 不同的飲食文化，在韓國常吃的紫菜包飯和石鍋拌飯，和日本的壽司。 就是利用粳米較黏的特性發展出來的。

台灣地處亞熱帶，比較適合秈稻的成長，日本人來了後吃不慣，就引進日本的粳米，改良後成員為台灣也適合成長的蓬萊米。小時候我家吃的是軍眷配給的米，都是在來米，蓬萊米要到外面去買而且比較貴，在來米煮出來的飯膨脹得很厲害，所以比較有飽足感，這大概也是政府為了節省開支，而讓國軍眷屬吃這種米。

後來母親有時候會到外面買一些蓬萊米和在來米混著一起吃，我們小孩子都比較喜歡吃這種比較軟的米，後來口糧制度取消，家裡就完全改吃蓬萊米了。小時候會幫母親煮飯，若用在來米，必須多放一點水讓他膨脹。因為含水量高，所以吃了容易餓。蓬萊米比較沒這個問題。

其實大多數加工的米食都是在來做的，比如說米粉，板條，河粉，蘿蔔糕，碗粿，以及越南人吃的粉，用的都是在來米。他們做起來有彈性但不會粘牙。蓬萊米主要就是當飯吃。現在世界上吃蓬萊米的國家主要就是韓國，日本和台灣。

如果用米的黏度來分，最黏的是糯米，也是年糕，粽子，湯圓，麻糬用的米。蓬萊米介於糯米和在來米之間，做點心不夠黏，做米粉板條又太黏，所以只能當飯吃。雖然現在早餐店吃的飯糰，是蓬萊米做的，但他原來是糯米做的。小時候我們叫他做糯米糍粑，因為他很黏，所以不容易散開。現在的飯糰都改用蓬萊米，外面用一層塑膠紙包著，若不把它包好，很容易就散得到處都是。

世界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以米為主食。他可以變出來的花樣，不比麵少，你喜歡吃蓬萊米還是在來米？我喜歡吃的米粉和蘿蔔糕是在來米做的，粽子湯圓是糯米做的，但講到頓頓都要吃的白米飯，還是蓬萊米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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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恰當詞彙

因為眼睛不好，我現在不看報紙，很多消息來源都是靠iPad上的Yahoo新聞。不過這些新聞標題很讓我受不了，用詞不但不雅，而且誇張離譜。如果看字面上的意思，好像什麼都是天大的事。

前幾日黃崇仁董事長去世，媒體上說他是寵妻狂魔，這是什麼意思？ 人家夫妻感情好，有很多句子可以用，比如說鶼鰈情深，感情深厚等等，為什麼要說寵妻？為什麼要說狂魔？寵這個字，通常是上對下，比方說皇帝寵妃子，難道說黃崇仁像皇帝？說人家狂魔更不應該，人家才剛過世，你就說他是魔，這像話嗎？

還有經常看到的字眼，如淚崩，飆淚，也許人家只是傷心啜泣，或是感動的流淚，結果被說成哭的呼天搶地。 還有網路上很喜歡用爆字，如暴怒，爆哭，爆粗口，驚爆，爆料，等等。我不知道為什麼所有人脾氣都那麼暴躁？

還有一些名詞如，瘋傳，飆駡，怒嗆，炸鍋， 等等。這些，驚，爆，怒，炸，瘋，飊，都是描寫極端情緒的字眼，結果現在好像大家動不動都情緒失控。

媒體這麼描述，你根本搞不清這件事的輕重緩急，他們的用詞毫無層次感，分不出事態的嚴重性。這樣的新聞報導，不但不忠於事實，而且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誤的印象。

媒體通常會引領風潮，大家看多了，也跟著學，這樣我們描述一件事就很難精準，如果大家都用這些粗糙而極端的字𢑥，你怎麼描寫細膩而多變的感情？語言文字的使用是經過千百年不斷捶煉而成。它本身是非常豐富的，可以描寫各種不同的場景及情緒。比方說就拿哭來講，你可以說，眼眶泛紅，眼角含淚，低聲啜泣，潸然淚下，淚流滿面，痛哭失聲，淚如雨下，嚎啕大哭，等等。結果現在通通變成淚崩，原有文字的美以及他描寫情緒的精準性就蕩然無存。

一般人認為這些詞彙是時代的產物，因為它簡單快速易懂，其實效果常適得其反。這些粗俗的用語常常令人摸不著頭腦，反而失去了語言該有的功能。語言文字是人與人溝通最重要的橋樑，如果溝通不良，這個社會會出問題的。媒體是公器，現在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使用這些誇張而極端的詞彙，只會增加彼此的誤會與矛盾，不僅無助於溝通，反而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清華校長風波

最近清華校長，應徵夏威夷大學校長的事鬧的沸沸揚揚，批評的人非常多。我覺得這大可不必，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權利，我們找工作通常都同時找好幾個，填志願也不會只填一個。在不確定續任清華校長之前，接受其他大學校長遴選並沒有什麼錯。美國知名大學找校長通常是經過遴選委員會，全國甚至全世界徵才。這不像一般人找工作，是要自己申請，而找校長多半是學校主動。高校長被人詬病的地方，主要是他在接受清華第二任任期後，又跑去夏威夷面試。確實不妥，但有可能這是老早就安排好的，他去只是形式上走一遭。

在美國學校之間彼此跳槽挖角是常有的事。幾年前 Rockefeller 校長做到一半被挖到Staford做校長。在2013年加州理工學院校長， Jean-Lou Chameau，也是在任期未滿前被沙地阿拉伯的KAUST

挖去做校長。這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學校，他從一個世界第一流大學轉到這所大學，你說原因是什麼？ 他自己給的理由是，這是一個”unique and life-changing opportunity“。這是他在給Caltech 師生的公開信中寫的。他大大方方地講清楚，也沒有什麼人責難。美國人比較實際，別人比你開的條件好，你就不要怪他跳槽。

試想這些事如果發生在台灣會有什麼後果？一定被罵的狗血淋頭。一個校長做得好不好，要看他任內的表現。我就住清華旁邊，清華的朋友一大堆，一般人對高校長的表現多半肯定。這就好了。高校長來清華之前，長年在國外擔任教育行政工作，與清華並無淵源，其實這是清華特色，以前的徐遐生，劉炯朗也都是如此。這在台灣的大學裡是很少見的。我一直認為這是很好的現象。可是這些校長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批評，認為他們不懂台灣教育生態，不知如何治校。

教育不應畫地自限，學術本無國界，取他人所長補自己所短，才能讓學校不斷進步。一個學校校長，如果大家都搶著要，表示他能力強，表現好。雖然高校長這次的做法有一些道德瑕疵，但現在要繼續留在清華是清華的福氣，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不要再責難了。

我的父親

 

父親，李卓芳，生於民前二年，今年是116歲。但他在48年前，還不滿70就離開了我們。1978年春天，在台北過馬路時被摩托車撞倒，流血過多，昏迷不醒，在醫院待了半年後去世。那時我在美國剛剛開始工作，聞訊趕回台灣，已是天人永隔。

父親年輕時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生長在江蘇常州的農村，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小時候種過田放過牛。他最初的教育是在私熟接受的。年長後到南京發展，可能在那裡上學。他後來做過老師，他有一個學生非常敬重老師，聽留在大陸的哥哥說，每年都會來家裡拜年。父親已經離開家鄉80多年，這份師生情真是不得了。

我的兩個姑姑都嫁給江陰的一個管姓人家。姑父有一個弟弟，來到台灣，是我們在台灣唯一的親戚。叔叔一直留在老家，留在大陸的哥哥就一直跟著他長大。我1990年回鄉探親，這些長輩都已去世，只剩嬸嬸，他看到我遠道而來，非常高興，送我一籃雞蛋，硬是要我帶回台灣，鄉下人純樸，那是真情。

抗戰時，父親輾轉去到四川，考入空軍經理會計訓練班，民國31年（1942年）畢業，從此服務於空軍的財務會計單位。 在四川時結識母親，母親是揚州人比父親小14歲，抗戰時隨著姨媽一家來到四川。他們在抗戰勝利前夕， 1945年6月16日結婚。我現在仍然保留他們的結婚證書和來賓簽字的卷軸。婚後第二年10月，哥哥建中在成都誕生。不久後舉家遷返南京，得以返鄉探視家鄉的父母及親人。

祖父母看到兒子帶了妻兒回來非常高興。希望從此他們再也不要離開家鄉。但好景不長，國共內戰，1948年年底，父親必須隨軍方遷至台灣。那時母親已經懷著我，行動不便，再加上親人不捨，父母就把哥哥留在家鄉，承諾第二年回來接他。沒想到從此一別，再也回不去。父親一直都去世， 再也沒有看見這個大兒子。

父母來台後最初住在虎尾的空軍基地，我也在那裡出生，不久後搬到台北住進空軍卷舍，光復東村。在我之後，弟弟妹妹陸續來到， 一家五口自此在台北安家落戶。

那時候生活非常艱苦，什麼事都自己來。家裡的竹籬笆是父親編的。家𥚃養過雞，雞籠 也是他做的。父親很會做麵食＇家裡有一塊一半長半米寬的麵板，父親常做饅頭包子，煎餅，包餃子等等。每次發完麵後，會留下一小坨，好下次發麵用。

父親是個忠厚老實人，我從來沒見他發過脾氣，他與母親感情極好，從來不會吵架。對我們小孩也從來沒打罵過。每天晚餐後，他會坐在餐桌邊陪我做功課。那時我最頭痛的是寫作文，常常要父親幫忙。晚上我最喜歡跟著他在住家附近散步。看著天上的星星，他告訴我那些都是在遙遠的地方和太陽一樣的星球。 還告訴我地球每天自轉一圈，所以有白天和晚上。我對他講的東西充滿好奇，這也是我對自然科學的啟蒙。

父親喜歡讀唐詩，讀起來搖頭晃腦，像唱歌一樣。他會講一些歷史故事給我們聽，比如說藺相如和亷頗的故事，荊軻刺秦王，王勃14歲寫滕王閣序⋯等等。父親喜歡看籃球比賽，曾經帶我去三軍球場看過幾次，所以我對那時的明星球員都不陌生。他也喜歡看戲，有時候會帶我去國軍英雄館看表演，我看不懂，就只能打瞌睡了。

父親在民國48年屆齡退役，那時我只有10歲，下面還有年幼的弟弟妹妹，為了家計，父親必須另謀出路，他最初在家附近一個空軍的單位，做僱員，也是做會計方面的工作。後來他通過軍事人員轉任公務人員特考，進入審計部工作，最後一直做到退休為止。在審計部經常要到各處查帳，他負責的是退輔會下面的單位和一些大學。在我高中時，有一次他去清華大學查帳，帶回來一本清華核工系的簡介，這個科系別的學校沒有，很吸引人。我在聯考填志願時，把它排在清華大學的第一位。因為去各處查找，認識許多公家單位的財務主管。台北榮總的財務主任，就是父親好友，我們去哪裡看病，常經他介紹看到比較好的醫生。

父親有寫日記習慣，家裡瑣瑣碎碎的事都寫進日記裡，我們每次要查以前發生的事，只要翻他日記就行了。父親喜歡寫毛筆字，而且寫得很好，我在美國成家後，寫了一副禮運大同篇給我，到現在我還掛在家裡。我還留了好多別人送他的字。

父親到台灣後，有氣喘病，在冬天時常發作，常常氣喘徹夜難眠，那時也沒有什麼好的醫治辦法，我們家很早就開始用瓦斯爐，就是因為怕煤球的煙味，因為聽說曇花煮冰糖可以治氣喘，家裡種了好多盆，曇花只開一夜，第二天母親就摘下來煮冰糖。

父母在1977年，曾來美國看我們，那時我剛結婚，他們就和我們一起住在學校為已婚學生建的宿舍裡。我們陪他們去了好多地方，除了南加州的迪斯奈樂園，環球影城，，我們還開車北上，去了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和舊金山等等地方。他們在美國待了大概一兩個月，這是我與父親最後一次相見。1978年，父親在台灣出車禍，昏迷不醒。到過世，我未能能趕去見最後一面，是我一生的遺憾。

父親葬在南港後面的山上，每年我都會帶上妻子兒女去為他磕頭。母親在30年後於美國去世，我為父親在台灣撿骨，火化後將骨灰帶來美國，與母親合葬一起。父母一生恩愛，最後終於又合在一起了。

父親身教言教影響我一生，他用的是愛的教育，用鼓勵與誘導代替責罰。他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生活雖然辛苦，但全家和樂融融。常常看到有些家庭吵吵鬧鬧，成年後兄弟姐妹反目成仇。這些事在我們家都不會發生。即使留在大陸的哥哥，雖然分隔兩地，我們也經常聯絡，他來美國和台灣好多次，我也去他那好多次。我們身上都留著同樣的血，都有著父親那種忠厚老實，重情重義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