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

最近新聞上看到，一個從小在台灣接受教育，但持有中國大陸護照的小孩，經過繁星計劃申請到台大，但教育部以資格不符將其拒絕。

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例子，一對東南亞來的夫婦，到台灣留學獲得博士學位，然後留在台灣工作，幾個小孩都在台灣出生長大，老大小學畢業要進國中，本以為可以就近分發到附近的學校。但學校說必須等到所有本國籍學生錄取完之後，若有多餘名額才能收他的小孩。

好多年前，當大學開始實施推薦申請入學的時候，我審查到一個案子，一個來自台東鄉下的小孩。他是大陸籍，在初中時被父母送到台灣陪伴在台東的老兵爺爺，或許也想藉機到台灣接受教育，但不管怎麼說，祖孫兩個相依為命，生活艱苦。小孩孝順且向上，成績不錯，想藉由申請的管道進入大學。

看了申請書，我給了他很高的分數。我不記得他最後錄取了沒有。但既然是申請入學，我們就應該考慮這個人所處的環境，及特殊的情形。而這個小孩正是需要我們幫助的弱勢學生。

再來看第二個例子，小孩在台灣出生長大，父母在台灣工作。不是他們不想要台灣國籍。而是要讓小孩入籍難如登天。他們的小孩無論在長相，習慣，語言上都與台灣本地的小孩一樣，為什麼他們的受教權要比別人差？雖然他們後來還是分發進了學校，可是卻要承受那種不確定和焦急的等待。

至於最近發生的這件事，用國籍將人拒之門外本身就不合理，既然人家已經在台灣受了完整的中小學教育，而且合法在台灣居留，為什麼不讓他繼續讀大學？我覺得比較值得商榷的是繁星計劃。這個計劃的用意是要幫助那些缺乏良好教育資源的弱勢族群，這個小孩的父母在台灣投資做生意，家境應該不錯，那為什麼要利用繁星計劃入學？

繁星計劃其實老早就為人詬病，我就知道有小孩是明星高中的學覇，父母也是社會中的精英，結果照樣經由繁星計劃進入台大。這與原來的用意完全背道而馳。本來是想藉著這個計劃尋找天上比較黯淡的星星，結果還是挑了那顆最亮的。

有教無類不應只是口號，我們的法令和執法，都應該基於這個原則，不應該因為種族，國籍，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加以區分。特別是國民義務教育，只要你住在這裡，就應該有這個權利。一個人生病需要看醫生，小孩長大需要受教育，這是基本人權。我覺得一個人只要能合法居留在此，就應該享受和所有人一樣的權利。

台灣的學區制，事實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住新竹，這裡有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公司，人均收入高居台灣第一。可是就在台積電緊鄰的寶山鄉，那裡的學校卻是弱勢。在寶山有許多豪宅，那裡的父母地位高收入高，但都把小孩送到市區的明星學校。就在旁邊的寶山國中，卻沒有人要讀。那裡的小孩很多都出自破碎的家庭，低收入戶，甚至受過家暴。學校資源很少，他們也試圖說服當地有錢的家庭把小孩送到他們學校，但都徒勞無功。

像這種跨學區掛名就讀的情形才應該禁止。可是現在我們限制的好像只是那些弱勢，有錢有勢的人反而藉著這些入學管道佔盡便宜。

我對法律規條並不熟悉，我只知道人生而平等，一個小孩長大接受教育的機會應該是一樣的。不管他是誰，只要住在這裡，他就應該有權利接受跟所有人一樣的教育。

田炳耕博士與我

 

田炳耕（P. K. Tien) 是我在貝爾實驗室的老闆。那是我離開學校後的第一份工作，但我在他手下只待了幾個月就離開了，不是因為他對我不好，是我對不起他。

田炳耕1919年出生，紹興人，中央大學及上海交大畢業，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畢業的時候正值麥卡錫主義高漲，他無法回國，在1952年加入貝爾實驗室，是貝爾聘用的第二個華人。他是積體光學的開創者，被譽為積體光學之父，許多重要的薄膜光波導理論和元件都是他發明的。今天的矽光子技術也是基於他當年的研究成果。 1975年美國工程學院院士（史上第二個華人），1978年美國科學院院士，198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比我大30歲，不僅是科學上的前輩，也是我所尊敬的長輩。

他在我畢業前一年， 1977年的冬天請我去貝爾面試。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他來紐約機場接我。我在貝爾實驗室待了兩天，給了兩場演講。他非常賞識我，在第一天晚上，邀了整個部門十幾個人陪我吃飯。我印象很深，飯店外一片銀白，院子裡的噴水池都結了冰。飯店內則溫暖無比讓我賓至如歸。

我接受了他的Offer， 1978年的夏天從加州開車横越美國大陸到新澤西開始新的工作。田炳耕的國語有濃濃的／吳腔，大概怕我聽不懂，總是和我說英文。那時大陸剛開放，他才從那裡訪問回來，很喜歡跟我談在大陸的見聞，用英文講中國的歷史地理實在很彆扭。其實他的中文和我的家鄉話差不多，我也是聽得懂的。不過新到那裡，不好掃他的興，他興高采烈的講，我就洗耳恭聽。

他的手下有十幾個人，做什麼研究的都有，整個部門好像沒有什麼方向，隨便你做什麼都行。他的老闆是 Herwig Kogenik. 是DFB雷射的發明人，非常有名。不過他年紀比田炳耕小了10多歲，是田炳耕聘進來的，結果反而做了他的主管。田對我說，我們中國人在美國不容易，做事要低調一點，給人佔點便宜沒有關係。

田炳耕有個 technician 叫Ray Martin，我本以為他也是那裡的研究員，因為田的paper 上總有他的名字，沒想到只是一個 technician。這大概就是他說的，能給人家一點好處就不要吝嗇。我們在哪裡每人都有一個實驗室，因為我剛去，分到的是一個空房間， 啥也沒有。他也沒告訴我要做什麼，也沒人來幫忙。對我這個新人實在有點不知從何下手。剛從學校畢業，滿懷理想，正想大幹一番。可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面對一個空的實驗室要我怎麼辦？

我想找人合作，請他們幫我準備一些樣品好做研究，可是大家都怕這個新人搶了他們的地盤，讓我碰了不少釘子。後來決定求人不如靠己，開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但這時候冬天來了，對於我這個來自南加州的人，實在不習慣。第一次下雪，我開車上班花了三個鐘頭，還差點出車禍。接著父親在台灣過世，妻子小產，再加上工作上的不順，我再也受不了了。於是決定回到熟悉的南加州。

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田炳耕，他極力挽留。他說：你在這裡感覺不開心，一定是因為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我來帶你去看房子，等你買了房子，一切就沒問題了。於是每天午餐後，他就開了車帶我到處去看房子。其實我剛從學校畢業哪來的錢買房，不過有機會讓人帶著四處看新澤西的房子，這也不錯。於是我們看了好多房子。

不過我去意已定，最後還是離開了貝爾實驗室。當我把最後的決定告訴他時，他很失望的對我說，你想清楚囉，這可是 one-way street。你這一走就別想再回來了，我說沒關係，頭也不回的走了。

事後想起來，實在對他不起。他花了好大力氣，才讓我點頭去貝爾實驗室。我那時候是當紅炸子雞，在畢業前半年就拿了五個 Job Offer。能夠想得到的著名實驗室和研究中心都想要我去。貝爾實驗室和田炳耕是這裡面名氣最大的，也最有誠意。他為了爭取我，在1977年國際積體光學會議上，特別邀請我參加一個由他主持的 Panel discussion。參與討論的大概有七八個人，各個都是頂尖的資深科學家，只有我一個是學生。那場座談，我算是出盡了風頭。還有在大雪天，他親自開車來飛機場接我。後來又天天開車帶我去看房子。他真的是費盡了苦心想要留我。

最後講一件趣事，1978年的春天，我經常和他通信。有一天我忽然收到楊振寧寄來的一封信，我很奇怪，他怎麼會寫信給我這個小人物？信拆開一看，原來是田炳耕給我的信，寄到楊振寧那裡了。然後他再轉寄給我。隔了幾天，我也收到田炳耕的信，裡面是給楊振寧的。我連忙把信轉了過去。因為信已被我拆開，我看到信裡的內容。原來當年田炳耕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也許楊振寧是提名人，所以他寫信去道謝。結果陰錯陽差，他把給我的信寄給了楊振寧，把給楊振寧的信寄到我這邊。

我在離開貝爾實驗室後再也沒有見到田炳耕。他說這是 One-way street，我不好意思再回去見他。後來有好幾次，貝爾實驗室其他的單位要找我去，都被我婉拒了。我既然拒絕了田炳耕，就不可能答應其他的人。

我知道我的離去對他打擊很大，他大概始終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離開？ 他是一個好人，對我仁至義盡。但他不是一個好的 Manager。他不了解一個剛出校門，來到新環境的年輕人的需要，他想盡了辦法留我，但都用錯了方法。

不過我仍然感激他，他是一個長輩，一個把一生貢獻給科學的前輩，雖然我沒有在他手下待很長時間，但他對我的賞識和知遇之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他在2017年過世，享年98歲。

我的同學們

 這兩張照片分別是高中畢業前與大四的時候與同班同學的合影。一個在59年前一個在55年前。這兩個班級很可能是台灣有史以來最特殊的兩班。這裡面有建中第一名，北一女第一名，大學聯考狀元，和初中聯考狀元。大概還有一些其他高中的第一名。每張照片中都各有三位中研院院士。

不是在炫耀，年踰古稀，已沒什麼好計較的。只是懷念年少輕狂，滿懷豪情壯志的歲月。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兩張照片中的人，都可以算是學霸。

我高中的這一班，畢業後有34個人進台大，53個進台成清交這幾所大學。大家不要以為當年考大學容易，那一年參加大學聯考的人數大約六萬，錄取率30%。台大每一系招生的人數都不多，舉例來說，那時物理是最熱門的科系，台大物理系只收30個本地生，其中11個保送，聯考進來的只有19個，所以若想進台大物理，你就必須聯考前二十幾名才可能。而我們這一班就有六位進了台大物理系。而這六位同學也出現在另外一張照片上。

我從台大畢業是1971年，那時候畢業後幾乎大家都出國留學，我們申請美國的大學，有17位同學進了史丹福，加州理工學院，加州柏克萊，和常春藤盟校。其他同學也進了非常好的學校。那時候台灣經濟還不行，我們出國不可能自費，都是拿了獎學金去的。我相信現在沒有哪一個大學的哪一個系有我們這種本事。後來同學們幾乎都拿了博士。

我們那時候，只有六年國民義務教育，所以能夠讀到大學就很不錯了。我們那一屆是國民政府遷台的那一年出生的，很多改革都從我們那一屆開始，比方說我們是第一屆省辦高中市辦初中，換句話說建中不再收初中生。我們也是第一屆要參加預官考試，而且第一次要服兩年預官役。政府怎麼改我們就怎麼做，沒有人會抗議。

大學同學中除了30個本地生外，還有十幾位僑生。那時候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摩托車，也沒什麼人談戀愛。不過很奇怪的，幾乎每個人畢業沒多久就結婚了。這和今天的情形很不一樣。

同學畢業後，各奔東西，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現在同學相聚，談的不是他們的成就和地位，大家最津津樂道的，還是從前無憂無慮，滿懷理想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