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耕（P. K. Tien) 是我在貝爾實驗室的老闆。那是我離開學校後的第一份工作，但我在他手下只待了幾個月就離開了，不是因為他對我不好，是我對不起他。
田炳耕1919年出生，紹興人，中央大學及上海交大畢業，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畢業的時候正值麥卡錫主義高漲，他無法回國，在1952年加入貝爾實驗室，是貝爾聘用的第二個華人。他是積體光學的開創者，被譽為積體光學之父，許多重要的薄膜光波導理論和元件都是他發明的。今天的矽光子技術也是基於他當年的研究成果。 1975年美國工程學院院士（史上第二個華人），1978年美國科學院院士，198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比我大30歲，不僅是科學上的前輩，也是我所尊敬的長輩。
他在我畢業前一年， 1977年的冬天請我去貝爾面試。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他來紐約機場接我。我在貝爾實驗室待了兩天，給了兩場演講。他非常賞識我，在第一天晚上，邀了整個部門十幾個人陪我吃飯。我印象很深，飯店外一片銀白，院子裡的噴水池都結了冰。飯店內則溫暖無比讓我賓至如歸。
我接受了他的Offer， 1978年的夏天從加州開車横越美國大陸到新澤西開始新的工作。田炳耕的國語有濃濃的／吳腔，大概怕我聽不懂，總是和我說英文。那時大陸剛開放，他才從那裡訪問回來，很喜歡跟我談在大陸的見聞，用英文講中國的歷史地理實在很彆扭。其實他的中文和我的家鄉話差不多，我也是聽得懂的。不過新到那裡，不好掃他的興，他興高采烈的講，我就洗耳恭聽。
他的手下有十幾個人，做什麼研究的都有，整個部門好像沒有什麼方向，隨便你做什麼都行。他的老闆是 Herwig Kogenik. 是DFB雷射的發明人，非常有名。不過他年紀比田炳耕小了10多歲，是田炳耕聘進來的，結果反而做了他的主管。田對我說，我們中國人在美國不容易，做事要低調一點，給人佔點便宜沒有關係。
田炳耕有個 technician 叫Ray Martin，我本以為他也是那裡的研究員，因為田的paper 上總有他的名字，沒想到只是一個 technician。這大概就是他說的，能給人家一點好處就不要吝嗇。我們在哪裡每人都有一個實驗室，因為我剛去，分到的是一個空房間， 啥也沒有。他也沒告訴我要做什麼，也沒人來幫忙。對我這個新人實在有點不知從何下手。剛從學校畢業，滿懷理想，正想大幹一番。可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面對一個空的實驗室要我怎麼辦？
我想找人合作，請他們幫我準備一些樣品好做研究，可是大家都怕這個新人搶了他們的地盤，讓我碰了不少釘子。後來決定求人不如靠己，開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但這時候冬天來了，對於我這個來自南加州的人，實在不習慣。第一次下雪，我開車上班花了三個鐘頭，還差點出車禍。接著父親在台灣過世，妻子小產，再加上工作上的不順，我再也受不了了。於是決定回到熟悉的南加州。
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田炳耕，他極力挽留。他說：你在這裡感覺不開心，一定是因為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我來帶你去看房子，等你買了房子，一切就沒問題了。於是每天午餐後，他就開了車帶我到處去看房子。其實我剛從學校畢業哪來的錢買房，不過有機會讓人帶著四處看新澤西的房子，這也不錯。於是我們看了好多房子。
不過我去意已定，最後還是離開了貝爾實驗室。當我把最後的決定告訴他時，他很失望的對我說，你想清楚囉，這可是 one-way street。你這一走就別想再回來了，我說沒關係，頭也不回的走了。
事後想起來，實在對他不起。他花了好大力氣，才讓我點頭去貝爾實驗室。我那時候是當紅炸子雞，在畢業前半年就拿了五個 Job Offer。能夠想得到的著名實驗室和研究中心都想要我去。貝爾實驗室和田炳耕是這裡面名氣最大的，也最有誠意。他為了爭取我，在1977年國際積體光學會議上，特別邀請我參加一個由他主持的 Panel discussion。參與討論的大概有七八個人，各個都是頂尖的資深科學家，只有我一個是學生。那場座談，我算是出盡了風頭。還有在大雪天，他親自開車來飛機場接我。後來又天天開車帶我去看房子。他真的是費盡了苦心想要留我。
最後講一件趣事，1978年的春天，我經常和他通信。有一天我忽然收到楊振寧寄來的一封信，我很奇怪，他怎麼會寫信給我這個小人物？信拆開一看，原來是田炳耕給我的信，寄到楊振寧那裡了。然後他再轉寄給我。隔了幾天，我也收到田炳耕的信，裡面是給楊振寧的。我連忙把信轉了過去。因為信已被我拆開，我看到信裡的內容。原來當年田炳耕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也許楊振寧是提名人，所以他寫信去道謝。結果陰錯陽差，他把給我的信寄給了楊振寧，把給楊振寧的信寄到我這邊。
我在離開貝爾實驗室後再也沒有見到田炳耕。他說這是 One-way street，我不好意思再回去見他。後來有好幾次，貝爾實驗室其他的單位要找我去，都被我婉拒了。我既然拒絕了田炳耕，就不可能答應其他的人。
我知道我的離去對他打擊很大，他大概始終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離開？ 他是一個好人，對我仁至義盡。但他不是一個好的 Manager。他不了解一個剛出校門，來到新環境的年輕人的需要，他想盡了辦法留我，但都用錯了方法。
不過我仍然感激他，他是一個長輩，一個把一生貢獻給科學的前輩，雖然我沒有在他手下待很長時間，但他對我的賞識和知遇之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他在2017年過世，享年9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