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幾則我與藝文界人士間的故事：
我小學唸空軍子第學校，我曾有兩個美術老師都是抽象畫家，一個叫李元佳，另一位是霍剛，他們是台灣早期東方畫會的創始會員，後來都成了名畫家。我對繪畫一點天份都沒有。上他們的課，不管怎麼畫也不管晝有多像，分數總是很低。有一次我乾脆亂畫一通，畫了一顆樹，樹上站了很多小人。結果老師看了，說畫得很好，還把它貼在教室牆壁上讓大家欣賞。我實在不知道好在哪裡。
他們兩人都是國軍遣族學校畢業，父親都是抗戰時為國捐軀的軍人，另一位著名畫家劉國松也是那裡畢業。那時在空小，好多老師都有類似的遭遇。李老師和霍老師的宿舍就在我們教室後面。我有時經過那裡，看到他們房間放了一大堆我看不懂的晝。
以前新竹的誠品書店樓上有一家敦煌畫廊，我無聊的時候會去逛逛，就認識了那裡負責的兩位小姐，他們很喜歡跟我這外行人談藝術。
後來科學園區的一家公司，智邦科技，成立智邦藝術基金會，並在一棟大樓的頂樓，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藝廊認識的其中一位小姐被聘為基金會執行長，他因與我熟識，就邀我做基金會的董事，其他董事不是大官就是著名藝文界人士，其中有科學園區局長，工研院院長，還有和我同屆台大的才女康來新。只有我既不官也不文藝。後來康來新聽說我會寫詩，就邀我到中央大學（她是中文系主任）去講我的詩。我興致勃勃地跑去演講，講完後偷偷地問康，本人的詩寫得如何？她說，太簡單直白了。她這一頭冷水澆得我的自信心大受打擊。本來智邦藝術基金會想幫我辦個展覽，展示我的詩和攝影。我趕緊喊停，免得出洋相了。
對畫畫這件事，我實在不知如何欣賞，因為他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我有一個學生的太太在英國學藝術史，有一次他倫敦大學的教授來台灣訪問，他們居然帶他來看我，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一幅畫要如何判斷它的價值。他說只有四種人可以決定他的價值， The artist himself, The critic, The seller, The collector.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那麼老實的回答，一幅畫好不好不是我們這種凡夫俗子說了算，要有資格的人說才行。這對我來講實在無法理解。
我有一位朋友算是藝文界的名嘴， 有一次他講梵谷，他說梵谷後來得精神病，許多重要的畫作都是在得病後完成的。畫裡表現的是他的精神狀態和內心世界。他講完後我問了一個問題，既然他精神有問題，那我們幹嘛要去了解他的內心狀態？畢竟我們大部分人都是正常人啊，為什麼要去研究一個神經病？我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把他問倒了。
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文學家，我的審美觀．和他們不太一樣。我認為，美的定義是，自然就是美。什麼東西最自然，與自然最協調就是美。這和許多藝術家強調創作及自我表現不一樣。或許這是因為我學科學有關，科學試圖瞭解自然，在自然現象中發現他的美和規律。我們從來沒有創造什麼。
雖然有時和藝術家談話像雞同鴨講。但這都沒關係，我很喜歡跟他們交朋友，因為人的多樣性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這也是很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