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人生像一條河，彎彎曲曲的流向大海。童年是這條河的上游，在崇山峻嶺間奔流而下，河面是窄的，水流是急的。不知不覺的，群山在眼前飛逝，又經過幾道彎幾道坎，河面變寬，水流變緩，人生再也沒有波瀾。回首來時路，最難忘的還是奔流在山中的童年歲月。
我的家⋯光復東村
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旁一個空軍眷村，光復東村，度過的。民國40年到50年，從我有記憶到小學畢業的一段時間，是我永難忘懷的童年。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沒有冰箱，沒有瓦斯爐，也沒有買來的玩具。但我們有朋友，有歡笑，會抓蚱蜢，會抓泥鰍。那是我的童年。
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住在光復東村，那是政府遷台後新建的第一批空軍眷村。一排一排的房子住了幾百戶人家，每一排大約只有短短的100公尺，但住了超過15家人。排與排的間隔大概就十幾公尺，後來每一家都在前面蓋了竹籬芭，剩下來的空間就不足兩公尺了。那時每一家大約都有三四個小孩以上，我們就在這小小的空間裡，玩官兵捉強盜，打陀螺，跳橡皮筋。
開始的時候，光復東跟四周都是稻田，那裡是各種昆蟲的天堂，我們經常抓蚱蜢，金龜子，螢火蟲。夏天的時候，蚊子蒼蠅和蟑螂到處都是。我們與這些小動物和平共處，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
光復東村的西邊是龍江街，那是一條很小的泥土路，路邊有一條小溪，跨過橋，對面是大片的農田和光復西村。我們看農夫耕作，踩水車，水牛耕田。從我家巷子出來往右轉，在龍江街邊上有一個教堂，信義會生命堂。我從小在這裡上主日學做禮拜，禮拜天只要備注一段金句（聖經的話）就會得到一張從國外來的，很漂亮的聖誕卡。牧師是一位來自挪威的老先生，他原來在河南傳教，大陸淪陷後轉來台灣，他一口河南腔國語，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教會的會友都是村裡的人，教會成了這些飽經戰亂離鄉背井的人的精神支柱＇
龍江街往北走到底是長春路，那是一條東西向的大馬路。長春路上有一個康德診所，我們從小就找那裡的張醫師看病，他什麼病都看，沒病的時候，媽媽會帶我去打鈣針，據說沒有會長得好。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在生命堂主日學𥚃一直是我同學。路邊還有一個牙醫診所，我換成牙後長了兩顆虎牙，父母覺得不好看，去找他拔了。不過後來知道犬齒是不能隨便拔的，拔了以後牙齒就無法矯正了。
長春路靠光復西村這一邊，是我上的育航幼稚園，它是空軍為附近眷村小孩辦的。我大概是第一屆或第二屆學生，我上學要經過一大片稻田，常在田邊逗留，抓那裡的蚱蜢。從幼稚園隔著長春路的右前方是行政專校，這所學校後來變為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後來又成為台北大學的一部分。再往前走，在馬路的右邊就是大同中學，這是我初中唸的學校，我是在民國50年，台灣實施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第一年進去的。那時校舍只有三棟平行的房子，學校後面就是稻田，校園裡長滿了雜草，我們常常要被派去拔草。沿著長春路再往前走一點就是松江路了。
龍江街靠著我們村子這一邊有一間理髮店，我小時候都在那裡理髮，老闆是福州人，起初個子小，媽媽帶我去，老闆會在椅子的把手上桇一塊木板，我就坐在木板上讓他理，初中後要剪三分頭，老闆在他的剪子上套一個夾子，剪出來正好三分，有一次剪到一半，夾子掉了，我就被剪成了光頭。
在我們村子的東邊是遼寧街，它比龍江街熱鬧一點，有一些商店，媽媽常叫我去那裡買東西。那裡有一家麵店，裡面一個機器當場作麵條，老闆先把麵做成一長條薄薄的面皮，然後放進機器切出一條條的麵條。你告訴老闆要買多少，他就在秤上秤給你。我去多了發現秤的訣竅，趁老闆不注意，我把秤後面的一個鈕轉一轉，老闆就會多秤一些麵給我。
遼寧街與龍江街平行，西邊接南京東路，東邊接長春路。在與長春路的交口是一個傳統市場，媽媽每天都會去買菜，這個長春市場今天還在。南京東路是一條主要的馬路，向西走可以到圓環，然後左轉進市區。我們村子和南京東路中間，本來有一片空地，後來蓋了國防部的復華新村。他們在蓋房子的時候，我去搬磚頭，砸到手指，縫了幾針，至今還留了一道疤。我的十指本來全是籮，照理說是大富大貴，做大官的命，結果因為這道疤破了相。
小時候南京東路其實很荒涼，從三段以東，基本上都是稻田。後來路面拓寬鋪了柏油，又向東延伸，車子才多了起來。夏天的晚上，爸爸常帶我在那裡散步，看著天上星星和月亮我會問許多問題，比方說星星到底有多遠，地球是圓的為什麼我們不會掉下去？這大概是我對自然科學的啟蒙，記得有一年中秋節，大家都坐在家門口賞月，我沿著門前的巷子走，望著天上的月亮，發現它也跟著我一起走，我走到那它也跟到那。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後來我得到一個結論，只要是遠的東西都會這樣。
那時候在南京東路上的小轎車，多半是美國人開的，那些車子都有長長的尾巴，開車的人把手搭在搖下的車窗上，神氣活現，我們這些小孩看了心中不爽，會躲在暗處往車子扔石頭。南京東路邊上離我家不遠有一個軍營，叫警衛旅，夏天的晚上會放露天電影，票價很便宜，是我們附近鄰居一個很好的娛樂場所。它的對面有一個基督教機構，叫中華歸主協會。 在他後面的稻田中間，後來蓋了一個李氏宗祠，前面寫了隴西李氏四個大字，看到它＇我才曉得咱們的家是從隴西來的。
南京東路再往前走一點就到敦化路，敦化路的北邊接松山機場，往南走過復旦橋可以接仁愛路，信義路。我小學上學的時候，每天坐校車會走這條路到仁愛路上的空軍子弟小學。那時候復旦橋下，只有一所復興小學，其他全是稻田。
艱困的歲月
最初我們村子並沒有竹籬笆，巷子比較寬，車子可以進出。每個月會有軍用卡車來發口糧，每一家根據人口的數目發米，麵等等。公家發的米，品質都不好，裡面參著很多稗子，有時還有小蟲。每次媽媽叫我洗米，我都會用竹籃子洗好久。
家門口常有小販來賣東西，我們小孩最喜歡的是爆米花，有人推著一個黑色的爐子過來，你拿一碗米給他，他就幫你爆，米放進爐子裡，老闆就把爐子在火上不斷地轉，最後當每那個爐子打開的時候，碰的一聲像炸彈爆炸，米花就爆好了。我們小孩想看又不敢看。他還可以幫你做米花糖，他用麥芽糖把米花黏在一起，壓扁了再切開。
還有人會來染衣服，家中的舊衣服如果退了色，他會幫你重新染色。他把衣服泡在一個大染缸裡，不過染出來的都是藍色。冬天快來的時候，有臉上刺青的原住民來要衣服過冬。還有修球鞋的，補鍋子的。那時候東西壞了不會想去買新的，能修的就修能補的就補。
村子裡總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聲音，有叫賣饅頭包子的，賣豆花的，賣蘿蔔乾，豆腐乳的，每一個小販都有各自的叫賣聲，像唱歌一樣，有些我現在還記得。還常有收舊貨的，吆喝著“酒乾倘賣無”。後來有人把這個叫賣聲編成歌，聽起來就很有感覺。當然還有夏天賣西瓜和賣冰棒的小販，巷口有一個小舖子，老闆是一位很兇的老太太，我們都叫他老太婆，賣一些糖果，有時媽媽給了一毛錢，就會去那裡買一顆大圓糖來吃。
在我們村子和遼寧街中間本來有一塊空地，後來村裡決定在那裡建一個電影院，說它是電影院其實也太抬舉它了，因為它只是用竹子搭的一個簡單到不行的建築物，村裡每一戶人家每個月都會分到幾張票，我常去那裡看電影，我記得在那裡看過一些矮子財的電影。
小時候沒有電視，沒什麼玩具，家裡地方又小，都是在外面與鄰居的小孩一起玩，玩官兵捉強盜，踢罐頭，玩圓牌，打彈珠。女孩子則跳橡皮筋，跳房子。我們自己做毽子，做彈弓，把用完的線陀和一根筷子用橡皮筋綁在一起，把筷子轉幾圈，它就成了會跑的車。我們會用紙折各種東西，包括飛機，船，小老頭，圓球等等。
我們聞的是泥土的氣息，聽得是蟲鳴和鳥叫，我們在昏黃的燈光下來回奔跑嘻戲，雖然沒什麼玩具，但從來不缺玩伴。我們的花樣比現在的小孩要多多了。我曾在龍江街邊的小溪中釣過魚，在村邊的田裡挖過剩下的蕃薯。
從光後東村到市區有兩路公車，12路和25路，我們村子都是起站，12路到小南門，25路到萬華。我高中的時候，每天坐12路從我們這裡的起站，一直坐到小南門終點站，再走路穿過植物園去學校。爸爸有一好朋友江伯伯住新店，我們最喜歡去他們家玩，我記得那時候要坐火車，每次到他們家，我們會去碧潭坐船，走那裡的吊橋。江伯伯的太太我們叫孃㜳，是姑姑的意思。她很有才氣，會刺繡，作品曾在中山堂展覽，她還會畫國畫，我結婚後，她送了我好多畫，現在我家裡掛的全是她的畫。
我的鄰舍
鄰居的長輩們來自大江南北，他們大多在抗戰時從軍，都在四川待過，所以很多人，特別是那些在四I川出生長大的小孩，都會講四川話。有些鄰居，父母在四川時就已經認識。他們一起工作一起逃難，彼此的感情就跟親人一樣。
有許多伯伯們都喜歡平劇，爸爸也是其中之一，隔壁的金伯伯會拉胡琴，還有一位謝伯伯是中廣國樂團的團員，有時候幾個人湊在一起就唱起戲來。我們常去遼寧街另外一邊的羅伯伯家串門子，羅伯伯823炮戰時在金門，常會講一些砲戰的故事。他們家有四個女兒一個男孩，羅伯伯給孩子起名字很有講究，每一個名字都有他的道理。最後一個男孩名字中有一個德字。羅伯伯說這個字的意思是，我們兩個人，結婚10年，生了四個女兒，一個兒子，已經心滿意足了。我們還常去西村的習伯伯家，他們家牆壁上貼了一副神像，我每次去都不敢看，媽媽說我生下請人看過八字，生性膽小，這的確不假，我怕黑怕鬼怕很多東西。
每一家的母語都不一樣，我在家跟著媽媽講楊州話，右隔壁鄧家講廣東話，左隔壁金家是南京話，對門的是福州話。小孩在一起玩的時候講四川話。大人在聊天的時候冷槍北調什麼話都有。我們都是上了學才開始學國語。老師的國語也不標準，捲舌不捲舌的音在我來看都一樣。
隔壁鄧家有五個小孩，老大鄧格有小兒麻痺，但古靈精怪，他會做火藥，過年的時候我們在院子裡和他一起玩火藥，點了火，轟的一聲，看它燃燒爆炸。他家小兒子的小名叫小狗，晚飯的時候就會聽到鄧媽媽在門口叫，小狗返來吃飯（廣東話），中間的三姐妹，和我年齡相仿，她們總和對面的吳六英玩在一起，我有時候也會和他們一起跳橡皮筋。我最好的朋友是劉家的小瑛和小漢，小瑛小我一歲，小漢與我弟弟同年，他們是廣東客家人，但也跟著我們講楊州話。有一次過年，我們結伴從南京東路一直走到中山北路，然後右轉一直走到圓山。那是我小時候最大的一次冒險，那時候覺得自己好了不起。劉家兩兄弟後來和他們哥哥到了美國在東部的 Williamsburg 每人開了一家中餐館。我曾去看過他們，每家飯店都吃了一頓。
那時候生活艱苦，幾乎每一家的家庭主婦都做一些外銷的成衣，很多是中式的童裝，還有手帕，上面要繡一些花紋和花邊，我們也會在一旁幫忙做一些零活。隔壁的鄧媽媽特別勤快，每天早上睜開眼就聽到她踩縫衣機的聲音，到晚上睡覺還是聽著他縫紉機的聲音睡著的。有一次村裡辦了一個織髮網訓練班，媽媽去參加，期末還舉行比賽，結果媽媽得了第一。
我們家這排房子最後一家姓魯，魯伯伯鲁媽媽年紀很大，魯伯伯每頓飯一定要喝點酒，魯媽媽梳著包包頭，裹著小腳，經常在我家聊天。魯姐姐比我們年紀大很多，那時她已結婚，印象中總是挺著一個大肚子。她有四個小孩，年紀也不會比我小太多，但都教我舅舅。在他們家隔壁住了一戶姓李的，李大哥是一個音樂人，過去我不曉得，最近聽她妹妹說，著名的校園民歌，再別康橋是他作的曲，我在網上查了一下，他有名的曲子還不少，鄧麗君，劉文正，蔡琴，潘越雲等都唱過他的歌。其實我們村裡的歌星還不少，唱葡萄成熟的陳蘭麗住我家後對門，台灣最老牌的女歌星，紫薇，也住我們村裡。還有劉文正就住我們隔壁的復華新村。空軍子弟活潑，喜歡唱歌跳舞，台灣早年的歌星我看大概有一半都出自空軍眷村。
長輩們很少提到他們的過去，我們對他們的經歷知之甚少。其實有不少是深藏不露的大人物。我最近才知道，我家對門的尤伯伯，清朝時留學日本，在林覺民介紹下加入同盟會。像他這種黨國大老級的人物，卻一直只是一個軍法官。他家人口眾多，最多的時候有九個人，都擠在同一個狹小的屋簷下。最近尤伯伯的孫女尤善芬給我看了他留下的文件，不得了，那都是博物館級的文物。
鄰居就像自己的親人，即使出了國也經常保持聯繫。我住南加州的時候，曾接待過劉伯伯，羅伯伯羅媽媽，尤哥哥，我都陪他們去過迪斯奈樂園。後來我住北加州灣區，有陣子媽媽住我們家，她經常和也住灣區的一些老鄰居來往，我們家經常高朋滿座，有張伯伯張媽媽，吳媽媽，梁媽媽，鄒媽媽，他們在一起吃飯，逛街，打麻將。
我們在台灣只有一個親戚，他姓管，我們都叫他叔叔，其實他是我姑父的弟弟，他一個人在台灣，逢年過節都會到我們家來，每年給我們的壓歲錢都是最多的。其實他是借機會貼補我們家用。叔叔對我們幾個小孩好極了，經常帶我們出去玩，看電影。我考上初中後，他就教我英文。他是學航空車測量的，曾經去日本留學，回來的時候給我們帶了好多玩具。後來爸爸為他介紹了一個同鄉的女兒為妻，婚後叔叔到成大土木系教書。他們有兩個兒子，老大交大畢業，後來又唸了MBA，40歲就做到台灣花旗銀行董事長，可惜叔叔晚年身體不好，已於幾年並過世。
一段緣
鄰居中有兩位馮姓人家。年紀較大的那位，老馮媽媽，裹小腳梳包包頭，一口很重的安徽話，她有一個獨子，比我們年紀大很多。有一天她到我家，在我媽媽耳朵邊嘰哩咕嚕說了半天，媽媽滿臉笑容的答應說沒問題。老馮媽媽走後，媽媽對我說，再過幾天馮哥哥要結婚了，馮媽媽想請我和我弟弟在結婚前一天晚上，到他們新床上去睡一覺。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兩個小孩功課好，長得也不錯。去他們新床上睡一覺，將來他們的孫子也會和我們一樣有出席。既然媽媽已經答應了，我們也只能同意。
到了他們結婚前一天，我和弟弟早早的到了他們家，在他們鋪的漂漂亮亮的新床上，新的床單，繡花的被子，還掛著新蚊帳，就這麼睡了一覺。我不記得當晚有沒有做夢，是不是有一個仙女下凡？還是有條龍鑽入被中？總之在香噴噴的新床上睡了一夜好覺。馮媽媽準備了好多好吃的請我們吃。
馮哥哥婚後就住家裡，馮嫂嫂溫柔賢淑，對我們這些鄰居小孩，特別是我和我弟弟，非常好。後來他們生了一女一男。之後他們搬出去，就沒有再見面，但他們一家人名字我全都記得，他們在我腦中留下最後的印象，是馮嫂嫂抱著女兒在門口的一張照片。
2001年我隨著交大的代表團到歐洲做學術訪問。在桃園機場，有一位年輕女教授第一次見面，她自我介紹，馮xx，我聽了好耳熟，覺得就是以前光復東村的馮媽媽家的人，我從機場打電話向母親確認，她告訴我那就是馮媽媽的長孫女。那已是馮哥哥結婚四十年後的事，我和這位該叫我叔叔的馮教授相認後，她告訴我這些年他們家的狀況，她和弟弟都是台大畢業，有很好的成就。她是學外文的，在台灣文學界是知名學者。她得過很多獎，後來又在學校擔任很重要的行政職務。
這和我有關係嗎？我和弟弟在幾十年前在她父母新床上睡的那一覺，說不定真的給他們帶來了好運，老馮媽媽老早已經過世，她在天上看到孫兒孫女那麼有出息一定很高興，也許會說，當年我找李家兄弟來睡一覺，真的有用。這也算是緣吧。
空軍子弟小學
村裡的小孩都上空軍子弟小學，每天坐校車上學，車子就是有棚的軍用卡車，上面沒有座位，裡面塞了幾十個小孩，一路搖搖晃晃到學校。若沒趕上校車，就走小路上學，穿過南京東路，長安東路，忠孝路，大概走半個小時到學校。媽媽每天為我做一個便當，用鐵的盒子裝著，到了學校要拿到火爐間去蒸。有時候天氣熱，還沒吃到飯，飯就壞了，那頓飯就只能餓肚子。
空小是一個很特殊的學校，只有空軍子弟可以讀，同學中的父親有的官大有的官小，有一位女同學，他爸爸後來做到空軍總司令。還有一位女同學是錢大鈞的么女，錢、大鈞是蔣中正在黃埔軍校的左右手，後來還做過上海市長。當然絕大多數同學都來自非常普通的家庭，還有許多人是沒有父親的，父親都已為國犧牲。我們的老師也多半是空眷屬。五六年級導師江克成，年紀很輕以校為家，他的父親也在抗戰時為國捐軀，他是蔣夫人辦的遺族學校畢業，1身份證上父母的名字寫的是蔣中正和宋美齡。他後來改讀了師範，畢業後就來我們學校教書，他與一位哥哥相依為命。我們有好幾位年輕老師都和他一樣，是國家撫養的國軍遺族，我有兩位美術老師也是這樣，後來都成了非常有名的畫家。
江老師認真負責，整天與我們在一起。我是班長與他關係更是密切。他對我們很嚴，處罰起來毫不手軟。但我們及家長們對他心服口服。他教導我們什麼是責任心，什麼是榮譽感。對我們的人格養成是非常重要的。我成績好，又是班長，他會叫了三輪車帶我去看電影。他有一根又長又粗的籐鞭子，有時他不在，就把鞭子交給我，說那是尚方寶劍，可以處罰任何人。
我有幾位要好的同學，徐強功課好，身體棒，沒有父親，媽媽在建國中學做職員，我後來讀建中，他家就在木造樓的後面，我常去他家找他，他有一個弟弟徐剛，後來讀空軍官校，我在官校服役時，他四年級，是籃球校隊，可惜個子太高，無法飛行。徐強很早就因心臟病去世。翁家琦住龍江新村，在我家附近，我很喜歡去他家。他家有一個冰箱，每次去她媽媽會請我喝酸梅湯和吃冰棒，他後來到美國讀了軍校。朱興邦是我最友好的同學，他母親是美國華僑，小學畢業後就去了美國，我一直到1973年去美國留學時，才有機會再看到他，的那時候他儼然已是一位老華僑，再也沒有以前那種天真調皮的樣子。我那次見他後再也沒有與他聯絡。我有一位女同學，黃萍，後來愛上溜冰，成了名人，號稱溜冰皇后，據說交過鄧麗君溜冰。很可惜的，她也已經去世。我有好多位同學讀軍校，陸海空三軍都有，有一位做了飛官，吃可惜在退役前夕，出任務時，飛機失事殉職。
喚不回的歲月
眷村裡的生活是溫馨的，因為每一家都很小，距離又近，好像住在一個大雜院裡。各種聲音此起彼落，有小孩的喧鬧聲，嬰兒的哭叫聲，罵人的聲音，唱歌的聲音，還有打麻將的聲音。隔壁的鄧媽媽嗓門最大，常常在門口叫喚，“返來吃飯”，“返來沖涼”。晚飯的時候，空氣中瀰漫著各種菜香，在這裡大江南北的菜都吃的到，在燒飯的時候，常常聽到家庭主婦們的吆喝，張太借根蔥，李太有沒有麻油借一點？我們小孩常在一旁看媽媽燒菜。父親以前身體不好，有幾次住院，鄰居們就輪流招呼我們小孩去吃飯，他們總是在我們碗裡堆滿了菜。
小時候很少上館子，一天三餐都是母親燒，她燒的菜非常精緻，肉絲永遠是切的細細的，豆乾永遠是先剖成好幾片再切成絲，我們很少吃大魚大肉，但他的菜永遠是那麼好吃。父親喜歡做麵食，包子饅頭，餃子燒餅，我們經常吃。每次發完麵，都會留一小塊做下次的酵麵。蔥油餅，都是把蔥捲了又擀開，來回好多次，吃起來層次分明，比外面賣的好吃多了。媽媽很會包包子，她常說揚州包子是有名的。每年過年媽媽會做很多菜，我最愛的是他做的獅子頭，那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我們很少買新衣服和新鞋，要買也是買大兩號的，因為這樣可以穿久一點。所以新的時候穿在身上總是鬆垮垮的。很多衣服都是媽媽自己動手，用父親的軍裝改的。我們的毛衣都是媽媽自己織的，穿不下的時候，會拆了重織，我們會在旁邊幫忙捲毛線團。
快過年的時候我們會去圓環採買，那裡有許多攤位賣各式各樣的東西。我記得有一次我看上了一把玩具手槍，吵著要買，父母不准，我賴在攤子前不肯走，不記得後來有沒有買到那把槍。有時候我們還會坐公車到西門町去逛街，那裡有台北最大的建新百貨。我們若要買一些稍微昂貴的日用品，就會去那裡。
那時男孩子最愛玩的是圓牌和彈珠，我們有各種玩法，會設法把別人的贏過來。每張圓牌上都有自己的圖案，另外還有十二生肖的圖。我小時候會講的台語就只有這十二生肖，還有12345。圓牌也有好壞，我們喜歡那種比較老比較厚的，稱他為古牌，如果有外地來從來沒見過的，那就更稀奇了。彈珠有好壞，最普通的裡面有氣泡，水晶彈是那種全身通透沒有有一點氣泡的，還有一種楊桃彈，裡面有一個像楊桃的花紋。有一天我在院子裡玩的時候，一顆寶貝的楊桃彈被家裡的鴨子吞了，我氣得要命，還好隔天他又把它拉出來了，經過鴨子的消化，彈珠足足小了一圈，這顆彈珠我現在還留著。
家的前院起初是圍了竹籬笆，在籬笆內媽媽養過雞養過鴨，雞籠市爸爸自己做的，每天早上我喜歡去撿剛生出來的雞蛋，熱呼呼的拿在手裡很舒服。不過雞蛋常常是要拿去賣的，過年的時候，媽媽會殺隻雞來吃，我看到平常養的雞被殺，所以從小就不吃雞，我們會用拔下來的雞毛做毽子。母雞的肚子剖開後，裡面通常有幾顆還沒長好的蛋，媽媽從來不給我們吃那些蛋，她說那叫蒙心蛋，吃了會笨的。
小時候只出過一次遠門，在三年級的暑假，乾爸爸帶我到他在虎尾的家去玩，火車坐了一整天，夜幕低垂的時候，看到車窗外黑黑一片像草一樣的東西，乾爸爸告訴我，那是甘蔗。虎尾到處都是甘蔗田，出門常坐小火車，在田中繞來繞去。那裡有一個空軍基地，是國民政府空軍到台灣最早的根據地。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虎尾有一個糖廠，糖廠的小火車是那邊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乾媽媽帶我坐火車到處逛，我們還去了西螺大橋，我記得是做三輪車過橋的。從虎尾回台北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飛機是C47軍機，飛機就從基地的草地上起飛，我暈機暈的厲害，吐得一塌糊塗。我大學畢業後服空軍預官役，在虎尾受基礎訓練，這是我第三次到虎尾。第一次是我出生，第二次在三年級，第三次大學畢業，之後就再也沒去過了。
小學畢業進初中要聯考，從我們那一屆開始有很多新規定，只考國語算數兩科，不再考常識。初高中分開辦學，省辦高中市辦初中。我把離家最近的大同中學填做第一志願，後來也順利進入這所學校。開學第一天，發現自己被分在13班13號，心裡老大不高興，後來老師也曾對我說過，那時我真為你擔心，13歲被分在13班13號，還好我順利地讀了三年沒發生過什麼意外。進了初中，才第一次接觸到那麼多本省籍的同學。以前在空小，同學全是外省人（因為那時的軍人都是從大陸來的）。我在他們面前顯得很土沒見過世面，他們給了我一個外號叫老土，或者叫我土豆，我非常不喜歡這個外號，我是班長，成績也不錯，到底哪一點土。我只知道自己對於一些流行在同學間的諺語一無所知。那時的眷村大概就是這樣。
結語
我離開光復東村是在1973年，那年的中秋我出國唸書，許多鄰居到巷口送我，十三年後我回國，村子已經是一片廢墟，大家都已經搬到附近的國宅。我到交大報到的那一天，在人事室很意外的碰到老鄰居及幼稚園的同學，朱粵林，他正好在人事室工作。見到他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好像在交大的第一天，就像以前第一天上幼稚園，碰到的居然是同一個人，我一下子又回到從前，一切又從頭開始。
幾年後有一次到台北看母親，路過光復東村，只見巷口停滿了消防車，村子一片焦黑，警察告訴我，村子在前一夜𥚃被一把無名火給燒了，我心頭一緊，我的童年，玩伴，村旁的稻田，田裡的蚱蜢，和無憂無慮的歲月似乎都隨著這把火消失在灰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