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幹認真與推諉卸責的外交官
最近柬埔寨詐騙案讓許多人對外交部駐外單位多所責難。外交處境困難是不爭的事實，但對外事務是否順利卻常取決於外交人員是否能幹與負責。一個能力強的外交官可以把困難的事辦得妥妥當當，相反地一個推諉卸責的外交官卻能把一件容易的事辦砸了。我來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1996年的六月我與交大校長鄧啓福及主任秘書曲新生赴烏克蘭訪問，商討學術合作事宜。負責牽線的是教育部駐德文化參事林明義先生。他曾是淡江大學教授，後被借調至教育部工作。在我們出發前他就已將我們的行程安排妥當。他是我見過最能幹的外交官。我們沒有烏克蘭簽證，先到德國法蘭克福與林先生會合。到的那天晚上，他就請了烏克蘭領事和我們共進晚餐。他與這位領事是好友，吃飯的時候就把我們護照交給他請他幫忙簽證，第二天一早簽證就下來了，真是效率神速。這種事看似容易，但私底下林先生可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在德國拜訪了幾個學校後我們就去了烏克蘭，在烏克蘭很少人會講英文，但林先生與那裡的學校主管及外事人員都很熟，每天行程排得滿滿的，他熟門熟路一點困難都沒有。我們去了兩個城市，先到利沃夫，L’viv。結束後乘火車去基輔。在火車上我與他同一車廂，聊了很多，才知道他已經出入烏克蘭好多次，與當地的學校主管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誼。他為了要拓展東歐前共產國家的外交，私底下做了好多工作。到了基輔我們很順利的和基輔大學簽訂了學術合作協議，我也從此展開了與他們長達二十年的合作關係。
就在我們從烏克蘭返台後的那個暑假，當時的副總統連戰赴歐洲訪問，有幾天行蹤成謎，後來才知道是袐密的去了烏克蘭，獲基輔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很顯然的我們那次訪問為他鋪了路，林先生在我們毫不知情下為連副總統祕密的作了安排。由此可見林先生他辦事的能力。後來藉由林先生的幫助，我邀請了基輔大學一位教授來交大做訪問學者，並與基輔大學展開了密切的學術合作。幾年後，台灣與烏克蘭的交流轉由莫斯科辦事來管，林先生不再負責。沒想到換了人什麼都不一樣了。
幾年後我又邀請了一位烏克蘭教授來交大訪問，可是這次手續卻辦得一波三折。簽證申請送到莫斯科代表處，可是石沉大海沒有下文，我就直接打電話到莫斯科去問，那裡的負責人問我說， 這位教授在那裡教書？我說基輔大學，結果他說，你為什麼和他們合作，基輔大學對我們最不友善，因為中共打壓他們處處與我們為難。我回說，沒有啊，我已與他們合作好幾年，雙方都很愉快，而且人家還頒給連戰一個榮譽博士。講了老半天，被他數落一番，才過了他這一關。
後來申請文件送到外交部，又過了很久沒有下文，我打電話去問，承辦人員說，申請書上寫的名字和護照上名字不同，原來這位教授的名(first name), 在申請書上寫的是Vladimir，在護照上寫的卻是Vladymir。其實這兩個字根本就一樣，只不過有人這樣拼有人那樣拼，還有烏克蘭習慣這樣拼，俄羅斯人喜歡那樣拼。就好像普丁的名字通常被寫成 Vladimir 而澤侖斯基的名字卻寫成 Volodymyr。外交部應該對這種情形非常了解，或者應該打個電話來和我澄清一下，可是他們就把這個案子壓下來不理不睬。如果我不打電話去問，大概就石沈大海了。
林明義先生和後面的這些外交人員簡直有天壤之別。同樣是對烏克蘭，一個辧得輕鬆愉快順利妥常，一個則處處刁難困難重重。我覺得這完全和外交人員的心態和能力有關。一個主動積極，一個消極被動。
外交和所有工作一樣，都會遭遇困難，問題是你願不願意積極的去克服困難，而不是一味地推諉卸責。我們經常聽見外交官用中共打壓來推卸責任，這根本是消極無能的表現。人家林明義可以，為什麼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