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6年年底離開了留學及工作了13年的美國。回到台灣任教於新竹的國立交通大學。除了在1990年到1992年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又回到了美國工作之外，其他的時間我都留在交大。到退休為止我在交大足足教了28年半的書。在這麼長的歲月裡，酸甜苦辣一言難盡。
我是台大畢業的，在回台教書前與交大一點關係都沒有，甚至根本不知道它在那裡。我已去逝的妻子1982年就回到清華教書。兩個小孩和她一起回到台灣，而我一個人呆在美國。我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根本不想回國教書。可是時間久了，老婆的毅志力勝過了我的，我就只得跟著回台。但是要去哪兒教書呢？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清華，可是當時學校有規定夫妻不可在同一學校任教，那麼在新竹就只剩下交大。可是我在交大一個人都不認識，好在公司的同事張懋中（後來做了交大校長）是交大畢業的，他說他來幫忙，於是他寫信給當時的校長郭南宏和電子工程系的系主任魏哲和。不久後收到他們的邀請信，我就這麼來到了交大。
我到交大的第一天到人事室報到，第一個見到的居然是小時候的鄰居和幼稚園同學朱粵林，他那時在人事室工作。這真是太巧了，在我大學任教的頭一天居然碰到我幼稚園同學，這好像意味著一切都得從頭開始。
我在交大除了做教授還兼半導體中心主任。這個中心是當時全國最具規模的半導體實驗室。不過和世界上其它先進國家的實驗室相比，它是相當簡陃的。中心有許多行政助理和技術人員。進出實驗室的同學很多。要管那麼多人，再加上實驗室和設備老舊經常需要修理，常常忙得我不可開交。我在美國工作時也做主管，可是每個人分工清楚，沒那麼多雜事。但在台灣不一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管。那時候學校的電力不穩，我有好幾次半夜被叫到實驗室來處理停電的事。後來待得久了，我才知道有兩種做主管的方式。第一種是認真負責，事事操心，結果弄得精疲力竭累得半死。另一種方式是無為而治，反正天也不會塌下來，實驗室也不會就此垮掉。但是我的個性屬於第一種，所以每天都累得不得了。
交大的半導體中心，是全國第一所半導體研究實驗室，所以相當老舊。空調主機在外運轉相當吵雜，常有鄰居抗議。根據環保署規定，學校屬於安靜住宅區，半導體中心實在很難達到這樣的標準。有次有位鄰居來找我，他說：中科院知道怎麼解決噪音，，你們應該去學學。我就去打聽，他們告訴我是找某家公司做隔音牆，我又再去打聽這家公司，結果發現這個公司的老闆就是向我抗議的鄰居。原來他是為了想做我們的生意才來抗議。實驗室的外面有一液態氮的儲存槽。有次報紙上登說，交大實驗室的外面有一化學藥品儲存槽，常有氣體外洩，而且噪音很大。我知道後非常生氣，因為氮氣是無毒的，而且什麼噪音都沒有。我想去找報社抗議，但同事提醒我，你千萬不能得罪報社的記者，事情會越描越黑的。
實驗室的外面是一條馬路，馬路的兩邊有水溝，我剛到交大的時候，發現靠近實驗室這一邊的水溝乾乾淨淨，裡面什麼都沒有。另一邊的水溝有青苔有雜草還有一些小蟲子.我一看就知道這不對，一定是什麼實驗室的廢水外洩，讓靠我們這邊水溝裡的生物都給毒死了。我於是立即規定，所有的酸、鹼、及有機溶液都必須回收絕對不准外洩。隔了一陣子，我發現水溝的情況並沒有完全改善，我就調查，結果發現有一個漏網之魚，就是晶片製程中的顯影液。我問技術員為何將它被排到水溝裡，他說，我以為沒毒啊，所有照相館都是這麼做的。後來我規定所有的東西都不能排放，從此以後靠我們這邊的水溝又變得生意盎然了。
後來我奉命籌建國家毫微米實驗室，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NDL)。這是我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半導體研究實驗室。這是一個好大的工程，不僅對我，對整個學校都是頭一遭。我邀請了幾位教授組成一個籌建委員會和我一起規劃設計。但與一般公司很不一樣的地方是，我並沒有一個主管的真正權利。所有教授和我都是一樣並沒有從屬關係。我只能拜託大家幫忙，我並不能要求大家做什麼。這個建案包括土木工程和潔浄室工程兩部分，要考慮的東西非常多與一般建築完全不同。從選址，訂規格，設計，繪圖，詢價和發包，全由我負責。我們每個禮拜定期和建築師和一些廠商開會討論，不知花了我多少時間。我所碰到最大的困難是，我要對上面的國科會負責，他們的要求其實是相當抽象的。他們只要求要建一個具有class 10 潔淨室的世界第一流實驗室，其他細節由我們自己訂。可是當我們把這個抽象的概念變成一個具體的實驗室的時候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難。首先我並不知道國科會能給我多少經費購買儀器設備，也不知道以後每年能有多少的營運經費。所以當設計師問我說以後這個地方每個月要生產多少晶片，需要多少電力及供水量，我是真的沒有答案。只能在毫無把握的情況之下憑空的估算。
那時候常常有廠商來想要承包我們的工程，因為是國內第一座世界級的半導體實驗室，我們不敢馬虎。這些廠商有美國的有日本的也有台灣的。那時候台灣廠商的技術水平還不夠，很快就被我們刷掉。他非常不甘心，跑來對我說，我要到立法院去告你不公平偏袒國外的廠商。我說你去告吧，我不怕。廠商來常會帶一些小禮物，我一概不收，請我吃飯，我也不去。後來有位日本留學的教授對我說，日本商人都喜歡這一套，你這樣拒絕人家太不近人情了。我聽了他的意見後，凡是廠商送吃的，我們開會的時候當場吃掉，若送酒，年底我們中心聚餐的時候當獎品抽掉。其它的還是一概不收。
我在實驗室發包興建後不久就辭職不幹了。原因很多，第一，它佔據我太多的時間，不僅影響到我的教學與研究也影響到我的家庭生活和我的身體健康。第二我不是一個會做官的人，很不適應官場的文化。在實驗室籌建期間有許多外界的壓力，有的我可以承受得住，有的我頂不住。如果要我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我是絕對不幹的。衡量再三，我最後提出了辭呈。不過我是在實驗室已經開始興建之後離開的，算是任務告一段落，算對得起學校和國家給我的托付了。只不過建成之後，大概沒有什麼人記得我這個第一任的主任，功勞都算給了別人。這是我們國家半導體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就算別人不知道，上帝知道我是盡了力了。
台灣教書的薪水很低，不僅比不上歐美國家，在亞洲四小龍裡也敬陪末座，現在也比大陸的一流高校低。薪資雖然不多，但外快很多。人家邀你演講有演講費，請你審查計劃案有審查費，去給別人口試有口試費，去參加個會議有出席費，總之只要不是份內的事都有錢可以領。每一次不過就是一兩千而已，錢不多但花的時間多。有時候想推都推不掉。有幾年我替國科會審查研究計劃，每年都有十幾件，弄得我苦不堪言。公家單位付你錢不是很爽快，每次都要你先簽收據，然後再把錢匯到你的戶頭。最初我拒絕簽，錢我還沒看到為什麼要我先簽收據呢？人家對我說，你不簽就拿不到錢。最後我只好乖乖的簽。其實我覺得這些外快根本不必要，為什麼不把每個人的薪水提高一點呢？這樣不是比較簡單嗎？
因為在台灣領到的薪水比我在美國所領的差別實在太大，我都不想看我的薪水單，免得看了難過。所以人家問我一個月薪水多少，我也搞不清楚。每年報稅的時候，我也不想看這些數字，就叫我太太去報。我太太對金錢根本不在乎，就請她的技術員幫忙報。所以每年繳了多少稅我也不知道。不過雖然賺得少，開銷也少。我們住學校的宿舍，不用付房租。房子小，也不用買太多太好的家具。在學校吃頓飯不過就幾十塊錢而已。所以我和太太兩人的教書薪水用起來是綴綴有餘的。
我們住在清華西院，是我太太的宿舍。一住二十多年，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非常簡陋的。住久之後，房子老舊到處都要修。我在這裡一直住到我再婚，才搬出去。我因為住在清華，認識的清華教授比交大還多。後來清華曾多次希望我轉到清華來教書，我都沒有答應，誰叫他們當年訂了那個夫妻不可同校的規定。清華的環境很好，運動場和游泳池就在我家附近，還有後山和相思湖可以散步。我的兩個小孩在這裡長大，鄰居有許多年齡相似的同伴，大家都是清華的老師，背景都差不多，住在這裡是相當不錯的。
我剛到交大的時候，系主任幫我申請做客座專家，因為薪水可以多幾千塊，所以雖然我有教授身份，但前三年我是客座專家。沒想到後來要退休的時候，教育部說這三年不算年資。害我退休金少了好多。這真是莫名其妙，我這三年教書做研究做半導體中心主任，沒有一天離開學校，結果他們不算我年資。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惡法，我向教育部理論了半天，但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在交大做最久的官是奈米科技中心主任。在這個位置總共待了十四年。奈科中心是我一手創建的。奈米國家型計劃給了我們一筆錢成立奈米核心實驗室。我利用這筆錢再加上學校給的配合款買了一些昂貴且精密的設備成立了這個中心。我在學校推動奈米研究，開設跨領域奈來課程。但這個中心並不是學校正式的單位，既沒人員編制也沒經費補助，我做主任也沒主管加給。總之什麼都要自給自足。我每年向國科會爭取數千萬經費，還得向學校繳許多管理費。學校沒給我們補助，我們反而更能自由發展，不會受到不必要的干預。我請了兩位教授做副主任，大家齊心協力，把中心經營得有聲有色。國科會在全國設立了好多奈米核心實驗室，每年都要評鑑，我們中心年年都得第一。尤於學校不太管我們，天高皇帝遠，我楽得做一方土覇王。中心主任的辨公室很大，我把它佈置得美侖美煥，非常氣派。我戱稱那是董事長辦公室，這個主任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官也沒主管加給，但我做得快樂極了。
很多人認為大學教授很輕鬆，一學期只要上一兩門課就可以。其實不然，一個教授除了教學研究，還有很多雜事。比方說招生這件事，有大學部，碩士班和博士班。每種招生還有好幾種方式，有甄試有申請還有考試，有筆試還有口試，為了要公平與公正，同一份考卷要起碼四個老師出題，口試也要分好幾組，以示公平。好像老師比學生還會作弊。一場口試下來起碼要一天時間。如果筆的話要改考卷，由於考生眾多改卷子需要好幾天時間才能改的完。考完試還要開會決定到底要錄取到什麼分數。現在很多學生很會包裝，課外活動一大堆，獎狀也一大堆。口試時如果看這些，就會被他們騙了。我口試時喜歡問他們一些普通的常識，看看他們是不是書呆子。我曾經問一個學生，慈禧太后是哪個朝代的人，他想了想回答說，唐朝。還有一次我問一個台南女中的高材生，台南市大約有多少人口？她說五萬人，他們常識的貧乏真是不可思議。我們有時候還要去高中宣傳，我記得有一次去到一個高中有個學生問我，他應該看些什麼課外讀物？我問他看過哪些古典文學名著，他說沒有，我就告訴他去找本古典小說來看看。他聽了嚇一跳，她大概以為我會告訴他去看科學月刊，或是小牛頓之類的東西。
教授們除了應付這些考試外，還有開不完的會。系和院裡面有好幾個委員會，都由教授們組成，我通常都是在教評會裡。凡是新聘任教師，教師的升等、獎懲，或是休假與退休，我們全要管。系有系的教評會，院也有院的教評會。開會的時間多半的中午，一面開會一面吃午餐。不僅不健康也剝奪了我們中午休息的時間。我在國外工作多年，從來不會有這種事。有時候還要週末開會，有次校長召開專家諮詢會議，為了要配合那些國外來的專家，會議的時間訂在禮拜天。那些國外專家，趾高氣揚，問的東西天馬行空，要應付這些人而讓我們犧牲禮拜天的時間真是莫名其妙。那次會是有關邁向頂尖大學的會議。我那天真的很不高興，就站起來說，要成為一個頂尖大學，就一定要尊重學者和教授。今天是禮拜天，是我做禮拜的日子，而你們要我現在來開會，根本就是不尊重教授。
教授稍微有了點名氣就還有許多校外評審及會議，科技部每年都會寄一大堆研究計劃要我審，教育部不時也會寄一些其他學校教師的升等案要我審查。經濟部，交通部，科學園區都常叫我做評審。現在各校都有特聘教授，講座教授，彈性薪資等等，這些也常寄資料叫我審查。審查表常常要填一大堆，少寫了還不行。此外私立大學有評鑒，技術學院要升等，也會找到我去實地審查。這些事煩不勝煩，承辦人員常常三番兩次地拜託我一定要參加，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台灣什麼事都要求公平公開，唯恐私相授受。所有學校的事都要定個規章要大家遵守。有一次教育部寄了某一個私立學校助教要升講師的案子叫我審查。按照規矩申請人還要附上研究的論文，論文的研究做的是半導體方面的實驗。我一看就知道有問題，首先在這個私立小學校不可能有這些先進的實驗設備做這樣的研究，論文的作者只有一個人，所以也不是和其他學校合作的。此外出版這篇論文的是台灣的一個普通出版社。所以這篇論文顯然是抄襲的。可是我想這不過就是一個小學校想要提拔他們的助教成為講師而已，為什麼要那麼嚴格的要求他要發表論文？我打電話去教育部，告訴他們，這個案子我拒絕審，因為照規章，這個升等案不可能過，但這個規章本身就有問題。一個小學校不是研究型大學，注重的應是教學。如果要照一般大學的標準去，審查，根本就是逼人造假。
近年來台灣學術界還有一個很不好的風氣就是什麼都要看論文發表的數量。於是大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在製造一些毫無價值的論文，一稿多投者有之，隨便掛名者有之，還有很多稿子發表在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期刊。投一篇稿通常要付給出版商一筆費用，稿子寫得多自然就花得多。結果研究經費就花在這些上面了。現在無論你要寫計劃，寫報告都要列出論文的數量，數目愈多名氣愈大，至於做的是什麽恐怕連作者都搞不清楚。我曾經審查過一些案子，有些教授一年寫六七十篇論文，我很懷疑這些教授，除了寫文章還有時間做別的事？他那裡還有時問去教學研究。不過這些都是制度使然，有這些不好的制度，就會產生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
老師應該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工作，但總有害群之馬破壞了老師的形象。有一年教師節我正好聽到收音機裡一個節目在談，老師在教師節趁機收禮的事，主持人和絕大部分call in 的聽眾都一面倒的指摘老師，因為老師借機敲詐。我聽了之後很不高興，於是拿起電話打去電台，說道本人就是老師，尊師重道乃人倫大道。給老師送點禮有何不妥？只要不是有特別目的或要求回報，送點小禮物感謝老師是非常好的事。每年教師節都有學生來看我，來時總會帶點小禮物像是茶葉或水果之類的東西，外地的學生也會寫信問候感謝老師。我每次接待學生或收到他們的信件都非常高興。飲水思源是我們交大的傳統，我們不能把什麼事都往壞處想。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打電台的Call in電話。本來是他們在教訓老師，結果被我這個做老師的教訓了一頓。
學術界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獎項，我也得過一些。還因此見過兩位總統，陳水扁和馬英九。我第一次進總統府是有年我得了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傑出教授奬，總統招待所有得獎人到總統府茶敘。在偌大的會客室裡，總統陳水扁與我們交談。他在講的一番話之後，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我就站起來說，現在社會上功利主義盛行，風氣敗壞，電視報紙上的新聞報的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我們這些勞苦功高的老師從來沒有人注意。你是國家的領導人，有責任改正這些風氣。我講完這番話，陳水扁連忙點頭，是是是。總統府有專門照相的人負責給總統跟來賓照相。我也有一張和陳水扁的合照。我把它定在辦公室的牆上好多年，後來陳水扁貪污案爆發，我一氣之下把這張照片給撕了。後來馬英九做總統的時候，我得了國家講座。由總統親自頒獎，我上台領獎和他握手的時候，他問我是不是交大畢業的？我笑著拍拍他的肩膀說，不是，我是台大的，比你還早一屆，是你的學長。他問的問題顕然是表面文章，可是卻被我吃了個豆腐。馬英九長得很帥，可是我個子高，那天又特別高興，在照片裡看起來比他還更人模人樣。
公立學校退休年紀是65，若想多留一些時間可申請延退，每次延一年，要提出申請，經審核後才算通過。我屆齡退休時只延了一次就不想繼續，系主任硬是幫我提出申請，校長張懋中還特別向教育部爭取，要將延退時間一次就能延五年。所以我應該是第一個教育部核准一次就延到70歳的人。可是因為健康因素我仍然堅持在67歲那年退休，結束了我多彩多姿的教書生涯。
做一個教授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學與研究，那裡面更有說不完的故事，就容我以後慢慢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