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中的老么，也是唯一的女孩，認識我的人都叫我小妹，眷村裏大家都講四川話，小妹聽起來像「消沒兒」，至於我的學名，那要到上小學後才有人知道了。我有三個哥哥，但是大哥在爸媽1949年到台灣時留在大陸老家，所以記憶裏只有兩個哥哥。二哥是媽媽懷在肚子裏漂洋過海來的，比我大五歲，我叫他「哥」，他小時候身體不是很好，又被媽媽捧在手掌心裏，所以家中數他最大，我們都怕他三分，平時躲得遠遠的。三哥大我三歲，又很調皮，跟我比較玩得來，所以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叫他「老三」。
光復東村
父親是空軍少校，我們住在南京東路三段的空軍眷村光復東村77號之二，後來變成遼寧街122巷44號。眷村是一排房子連在一塊，一條巷子十幾戶人家，巷子與巷子中間的路很窄，房子的前門對著對門房子的前門，巷子的寛度容不下一輌車，後門呢就對著後面巷子隣居的後門。後巷就更窄，一大步就可以從我家跨到對門家，如果家家開著大門，可以從我家前面客廳望到後門隣居的前門！後巷中間一道溝，因為家家户戶都在後巷生煤球，洗菜燒飯洗衣服，所以總是濕漉漉的，煤煙，濕衣，及菜香五味雜陳。眷村的房子很小，因為父親的官階比較低，原來一戶的房子分成兩半，兩家共用一個厠所，我記得小時候數房頂的天花板，算算我們的房子一共七坪大。最早是前面和後面都有個小院子，院子用竹籬笆圍著。房子中間用四扇拉門隔開，前面是客廳兼飯廳，後面放張大床，上面鋪張竹席，小時候就是跟爸爸媽媽睡在那張大床上，至於兩個哥哥睡那兒？因為事不関己，那是當然記不得了。每年過新年家裏大掃除，床單被面都要洗乾淨，媽媽就把拉門拆下來，架在兩個椅子上衲棉被，緞子的被面先放在棉胎上，再把白色的被單折上來，四個角折得平平整整，再一針一針縫起來。門板不夠寬，得一邊先對折，縫好一邊再換另一邊。媽媽的針缐活很細緻，縫的棉被每針都一般大小，漂亮極了。
孩子慢慢長大，房子不夠住，先是把後院加蓋起來，變成一間廚房，燒飯也從煤球進步到瓦斯爐。廚房和正房中間留了一個小天井，給媽媽洗衣服用。夏天我們洗澡也用天井，從前沒有熱水器，洗的都是露天戰鬥澡，只記得冷得發抖。到冬天不能再洗冷水澡，就燒熱水倒在大盆裏在廚房裏洗澡。廚房有個小窗，對著後巷，玻璃是毛玻璃，記得有次洗澡看到玻璃外有個人影，嚇得我從此以後只敢摸黑洗澡。過了不久，前院也加蓋了一間房，做為爸媽的臥室，後面的房間就成為我和兩位哥哥的臥房兼書房
。我上了初中，跟哥哥們同一個房間也不方便，兩個哥哥睡上下舖，我睡一張單人床，在房間的另一邊，爸爸找人做了一圈吊架，圍上布簾，就像現在浴室裏浴盆的簾子，把我的床，一張小桌和一只枱燈圈在裏面。我的高中聯考大學聯考就在那小小的天地裏挑燈夜戰熬出來的。後來二哥當兵出國，三哥去南部唸大學，這間房就成為我一個人的天下，一直到我大學搬離眷村為止。
左隣右舍
眷村裏的隣居都是跟著部隊撤退來台的，雖然來自大江南北，但是父母親的年紀相仿，同様的歷經戰亂，所以從巷頭到巷尾，每一家人都像是我們的骨肉至親。我們左手邊姓金，金伯伯金媽媽一口南京話，家裏有三個女兒，老二小婷跟三哥同年，從小患了小兒麻痺症，穿一隻鐡鞋，行動不便，可是很有繪畫天分，小時候沒有玩具玩，我最喜歡跟金家姊妹玩紙娃娃，每個娃娃都是小婷姊姊畫的，各個身材婀娜，我們把娃娃剪下來，貼在窗上給她畫衣服，帽子皮包高跟鞋，多少無聊的下午我們給娃娃換衣服，一會上街，一會宴客，在那物資貧乏的時代譲想像力天馬行空，享受那美好的未知世界。竹籬笆拆了後，我家跟金家中間築了一片磚牆，牆中間留了幾個十字形的洞。有事沒事對著洞吆喝一聲就成了。金家的環境比我們家富裕些，他們家的留聲機跟電視都比我們家先買，記得小時候很少看外國電影，印象中唯一的一部就是真善美，當時看完之後真是爱得不知所以，耳朵貼著洞聽隔壁留聲機放真善美的電影插曲，站幾個鐘頭腿也不觉得酸，在金家客廳裏更消磨了許多星期天的下午，我的美國電視文化像當時熱門的影集勇士們，賽門甜不辣都都是在那兒起蒙的。五十年前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跨出的第一步也是在金家客廳親眼見証的！
我家前對門的隣居姓尤，福建人，尤伯伯年紀比父親大很多，像個老學究。我的名字，佩芸，就是他起的。他送給爸爸一幅字，寫得氣勢非凡，哥哥說他的字在網上有在拍賣，大概能值幾萬台幣。他有兩個太太，大尤媽媽個子小，纏著小腳，頭髮梳個髻，講話細聲細氣，人和藹可親，我最喜歡，小尤媽媽塊頭大，他們家三個孩子都是小尤媽媽生的，所以她的聲音也比較大，顕然是一家之主。大尤媽媽的小孩被留在了大陸沒有出來。尤哥哥尤姊姊年紀比我們村裏的小毛頭兒都大許多，我還在上小學時，尤姊姊就出嫁了，嫁給了一個韓國人，但他講一口流利的國語，根本看不出是外國人。大尤哥哥也娶了尤嫂嫂進門，尤嫂嫂個性開朗，對公婆孝順，跟街坊隣居都處得好，不久生了兩個女兒，記得我唸研究所時住校，尤伯伯和小尤媽媽都已去世，大尤媽媽跟著兒子媳婦搬到公館住，尤嫂嫂要我去給她大女兒補習功課，我常常下了課坐公車去他們家，尤媽媽每次都為我準備午飯和點心，吃完了還要帶一包回去。出國以後奉母命每年聖誕節給光復東村的老隣居寫聖誕卡，幾十年下來，隣居長輩相繼去世，能寄出去的卡片越來越少。只有給金伯伯金媽媽，尤哥哥尤嫂嫂的卡片一寄寄了將近四十年。從前媽媽在世時，老隣居收到我的卡片就打電話或回寄賀年卡給媽媽。媽媽過世後，他們收到卡片就給我打電話，成為一年一度報平安的唯一連繫，直到近幾年用 Line 跟小婷姊姊和尤嫂嫂連上缐，才把隔著的太平洋拉近了許多。兩年前，金伯伯金媽媽相継辭世。幾個月前，又突然收到尤嫂嫂過世的消息，今年聖誕節，這聖誕卡已是欲寄無門了。
尤媽媽家右手隔壁姓吳，是我的乾媽，媽媽個性外向
（奇怪她怎麼會是 A型的？）跟所有的隣居都要好，從前流行拜乾親家，我又是爸媽的掌上明珠，所以常常被媽媽拿去做國民外交，一拜就拜了三個乾媽。三個乾媽中我最喜歡這位，他們是北方人，乾爸是軍法官，有三個兒女，名字分別叫大英，三英和六英，年紀都比我大許多。至於二英，四英，五英的下落，和下面是否還有七英、八英，我小小年紀，也就搞不清楚了。乾爸很兇，聽說我的乾哥乾姊常常要一字排開聽訓話，大氣都不敢吭，所以我看到他都躲得遠遠的，乾媽恰恰相反，溫和可親。我拜乾媽時，乾媽送我一個碗一雙筷子，她很會做麵食，包了餃子就會叫我去打牙祭。我們是江南人，平常吃米飯，媽媽會做的麵食就是麵糊加點鹽和蔥花酪餅，餃子那可是一年吃不到一次。我記得有一次在乾媽家吃餃子，一口氣吃了三十七個，現在想想，無論餃子包得多小，我怎麼硬撐，也塞不進這麼多餃子，但是 37 這個數字，從小記到現在，絕對沒有記錯，也許兩個哥哥也有幫點忙吧！記得我出國時，乾媽送了我一個紅珊瑚的寶石，媽媽幫我鑲了個戒指，在美國第一次回台灣，乾媽的身體已經很差，我還去空軍總醫院看過她，回美後沒多久她就過世了，我的乾哥乾姊從那之後也都失了聯系。
前幾天哥哥送來一個台灣的電視專訪，訪問的是從前紅極一時的歌星𣉢𣉢眼陳蘭麗，陳蘭麗跟我同年，住在我家正後對門，他們家搬來比較晚，陳伯伯是飛行員，在空軍眷村裏，飛行員可是高人一等，所以她家的房子也比較大。陳家也是三個小孩，陳蘭麗是老么。小學時，凌波樂蒂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風靡全台灣，大街小巷都在放遠山含笑，十八相送的黃梅調，那時我也愛得不得了，整本梁祝從頭唱到尾，
一字不差，一面還要走方步，甩水袖，以小凌波自居，陳蘭麗從小愛唱歌，我倆常常在他家或在我家合唱梁祝，一唱唱一下午。當時凌波紅透半邊天，蘭麗覺得唱得比我好，總要搶著唱梁山伯，我只好委屈的唱英台，現在想想她當然唱得比我好，只是小時候可不這麼想，一直懷恨在心。陳蘭麗十六歲因歌唱比賽得獎一下子就竄紅，到處都可聽到瞇𣉢眼的葡蔔成熟時，小時候我跟她的這段小小過節，也成為我茶餘飯後閒聊的笑話。沒有幾年她嫁給了影星楊洋，急流湧退，嫁到美國，洗淨鉛華為人婦，就不再出現在镁光灯前。老哥送來的專訪，是我四十多年後第一次再看到這位兒時歌友，看來她已成為基督徒，現在為了傳福音再次出來表演，訪談中提到她小時候愛唱黃梅調，想來早巳忘了這個曾經一起唱歌的後門隣居。
建平補記
我是佩芸的二哥，比她大五歲。我在這邊補充一些光復東村的往事。
光復東村大約是民國38年39年建的，坐落在現今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華航大樓的後面。住了幾百戶空軍的眷屬。隔著龍江街還有一個光復西村，在西村旁邊
靠近長春路的邊上，是我讀過的育航幼稚園。學校也是空軍辦的，附近眷村的小孩都在那裡上學。幼稚園只有小班和大班兩個年級。在我三歲的時候媽媽就把我送去，兩年後要畢業的時候，學校說我年紀太小還不能進小學，結果又多讀了一年。
我以前走路去幼稚園會經過一片稻田，看見稻子由秧苗一直長大結穗，田裡有許多蚱蜢，是我追逐的對象。那時農村沒有機械化，常看到農夫踩水車灌溉，趕著水牛耕田。在東村和西村中間有一條小河溝，裡面有魚，我這輩子只釣過一次魚，就是在那裡釣的。釣了一條小鯽魚，是鉤著牠的鰓拉上來的，看到魚掙扎的樣子，我從此就再也不釣了。有些調皮的小孩會把小河溝的水攔起來在裡面抓泥湫。
在龍江路邊上有一所教會是基督教生命堂。每個禮拜天我都去那裡上主日學，聽老師講聖經故事。每次當我們把聖經經文背誦出來後，老師會給我們一張卡片，那是在國外人家用過的聖誕卡。裡面都有人家寫的字簽的名。那些外國來的卡片對我們小孩子來說都是寶貝。上面常有撒了金泊的圖案，非常漂亮。我在生命堂從小一直待到大學畢業，那裡的牧師是挪威人，原來他在河南宣教，大陸淪陷後就來到台灣，他講的話有很重的河南腔。他把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教會裡有一個女孩，從小就和我在主日學同班，後來在少年團契青年團契也都在一起，大學的時候她和我一樣也都學物理，她唸的是清華我唸的是台大，雖然我們在教會每個禮拜都見面，可是十幾年下來從來沒講過一句話。那時大家都保守，男生女生都不會玩在一起。她爸爸是個醫生。在長春路上開了一家診所，我們從小不管什麼病都是找他看。生命堂可以算是我們村子的一部份，裡面的會員机乎全是附近眷村的人。它不僅是我們精神的支柱，在早期也提供了一些物質上的幫助。我還記得它發過奶粉，這對當時物資貧乏的台灣社會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時家附近有很多小蟲子，我們常常喜歡抓金龜子，蚱蜢，蜻蜓，螢火蟲等等。我會把螢火蟲抓了放在一個小玻璃罐裡，在暗處看它閃閃發光。有一年植樹節，村裡給每戶發了一顆樹，我們把它種在前院裡。隔了幾年長成大樹，每逢夏天上面會有許多知了。我們就會用一根長長的桿子設法去抓知了，看它是怎麼叫的。那時每一家前面都圍了竹籬，籬笆都是父親輩自己編的，買了竹子，先搭起架子然後再把一根根的細竹子編上去。在竹籬圍起來的小小院子裡，我們養過雞養過鴨。雞籠鴨籠也都是父親做的。我最喜歡去撿剛生下來的蛋，熱熱的放在耳邊非常舒服。我喜歡玩彈珠，有一次一顆花彈珠被鴨子吃了，沒想到隔了幾天，彈珠被拉了出來。彈珠依然完好，只是小了一圈，從此我把它視為珍寶。到現在我還留着。
竹籬笆最怕颱風，每次颱風過後，籬笆就倒了一片，於是大家又得重新把籬芭再編起來。這樣年復一年，籬笆建了又倒，倒了又建，直到後來家家戶戶都蓋了磚牆。有了磚牆就再也不必在颱風過後重建家園了。颱風天對小孩來說其實是蠻有趣的，待在家不用上學，如果淹了水的話，我們會摺了紙船在水裡玩。小時候沒什麼玩具，好在眷村裡同齡的小孩很多，永遠不缺玩伴。男孩子們在一起多半玩官兵捉強盜，踢罐頭，女孩們就玩跳橡皮筋。我們也會自己做簡單的玩具, 像是毽子, 風箏, 彈弓等等。
眷村小孩多半都有小名，我叫小平，我們同一巷子裡還有梁小平，金小平，何小平。我弟弟叫老三，除他外還有楊老三，胡老三，馮老三。不過有些小名必需用特定的方言叫才行，比如我家小妹用四川話就成了“消沒兒”，隔壁的兒子小名小狗，用廣東話就成了“修高”（二聲）。每一家在臺灣幾乎都沒親人，所以左鄰右舍就成了我們最親的人。一家有難大家幫忙，一家有喜大家同樂。有幾次爸爸生病住院，媽媽在醫院照顧，附近的鄰居就搶著請我和弟弟妹妹吃飯。爸媽的人緣好，我們家小孩各各都有乾爸乾媽，我父母在村裡也有好幾個乾兒子乾女兒。這種關係即使後來大家都搬離了光後東村，甚至出了國都一直維繫著。我到美國留學住在南加州，接待過好多鄰居，後來在北加州，媽媽經常會邀老鄰居，鄒媽媽，梁媽媽，張媽媽來家裡玩。這些都不是汎汎之交，感情就像親兄弟親姐妹一樣。
我們右隔壁是廣東人，左隔壁是南京人。母親是楊州人，所以我們在家講的母語跟南京話很接近。在左手邊再過去一家姓劉，是廣東客家人，他們家有兩個男孩和我及弟弟的年齡相妨，経常玩在一起。他們也跟我們學了一口南京話。右隔壁鄧家和我年紀相妨的都是女孩，所以沒跟她們學會廣東話，倒是斜對門吳家的女孩跟着她們學了一口廣東話。不過平常在外面和其他孩子玩就用的是大家都會的四川話。至於大人們，說的多半是家鄉話，南腔北調什麼都有。我們對門是福州人，福卅話是我聽過最難懂的話，一句也聽不懂。其它的方言我倒是都可以聽個七八成。近幾年去大陸玩，我會試著用當地的方言和他們交談，弄得他們也不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在眷村唯一的缺點是沒機會學台灣話，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在眷村可以嚐到各地的美食，我們家是江浙菜，媽媽的廚藝非常好，雖然平時吃大魚大肉的機會不多，可是她做的家常菜非常精緻，肉絲總是切得細細的，豆乾也是先切了好幾片再切成細細的一條條。我喜歡吃她燒的紅燒獅子頭，那是在外面餐館決對吃不到的。爸爸很會做麵食，家裡有塊一米多長的木板，是專門用來揉麵擀皮的。我們常做饅頭包子。每次發完麵，爸爸會留下一坨，當作下次的麵酵。媽媽很會包包子，她常説楊州的包子是有名的。我們也常吃餅和麵疙瘩。總之現在在北方館子可以吃到的東西，爸媽都會做。弟弟妹妹跟父母學會做一手好菜，我的兩個兒女後來也跟奶奶學會了做菜。只有我只會吃不會做。
鄰居們燒了好吃的都會彼此分享。所以常有機會吃到大江南北的美食。對門尤媽媽做的福州紅糟魚，廣東劉媽媽做的釀豆腐都是鄰居間有名的。後來劉媽媽的三個兒子到了美國，住在Virginia 的 Williamsburg，三兄弟每人各開了一家中餐館，把那個小城的中餐生意全給包了。有一年我帶了家小到東部去玩，特別拜訪了他們。小時候的玩伴熱情的招待我們吃他們的美食。吃了一家還要再換一家。劉媽媽的廚藝被他們發揚光大到了美國。
那時候大家很少外食，每到快吃飯的時候，在後門口一站，就會聞到各家廚房飄來的菜香。因為大家住得近，有時候家裡少了什麼調料，媽媽就會吆喝一聲，「金太，借我一根䓤」，隔壁的金媽媽就會馬上送來一根䓤。現在市面上有很多打着眷村菜做招牌的餐廳，賣的多半是一些牛肉麵，水餃之纇的東西，實在跟我們小時候吃到的東西不能比。小時候家裡沒有冰箱，媽媽每天都要買菜做飯，起初沒有有瓦斯，要用煤球，爐子有一個小門，靠着它控制火的大小。我經常在一旁幫着搧火。在還沒有電鍋時，煮飯要先用大火把水燒乾，然後用小火把飯悶熟。煮出來的飯有一層鍋巴，非常好吃。起初我們都只吃在來米，父母吃不慣黏牙的蓬來米，後來因我們小孩的要求才逐漸改吃蓬萊米。米都是公家配給的，有時候我們會把部份配給的米換成麵來吃。
眷村的巷子裡經常會有小販來叫賣東西，賣什麼的都有，小販像唱歌似的吆喝他們要賣的東西。小孩最有興趣的是做爆米花的，他帶着一個黑色的鉄爐子，前面接一個網子接爆好的米花。顧客自己準備一碗米給他，他就爆一大堆米花給你。我們都愛看要爆的那一剎那，碰的一聲米花就做好了，我每次都擔心爐子會不會爆炸。還有染布的條鞋修鍋的，我穿破了的球鞋經常就是他們補的。冬天要來的時候，會有山地同胞來問我們要舊衣服，他們都紋了面，所以那時候我對原住民的印象都是臉上刺了青的。有一回我騎腳踏車從龍江街轉進我家前的小巷子, 一沒留神撞到一個賣刀的小販，他的推車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刀，這可把我嚇壞了，連聲道歉，小販還算控制住了情緒，雖然滿臉怒容，但沒有拿刀找我算帳。
村裡的住戶來自大江南北，各地的習俗不同。有一次老馮媽媽家要娶媳婦，婚禮的前一天，馮媽媽要我和弟弟到他家的新床上去睡一晚，說是我們功課好長得也好，讓我們在新床上睡一覺，以後她媳婦就可以幫她生個胖孫子。我和弟弟百般不樂意的去睡了一覺，後來馮哥哥和馮嫂嫂果然不負眾望的生了一對兒女，多年後証明他們都事業有成個個有出息，我和弟弟也與有榮焉。
空軍眷屬出了很多有名的演藝明星，鄧麗君，歸亞蕾都是空軍眷屬。我們住的村子也出了不少明星，陳蘭麗是我們後對門鄰居，台灣最老牌的歌星，紫薇，也住在我們村裡，她唱的綠島小夜曲，紅遍了大街小巷，不過她算是我父母那一輩。劉文正，李璇就住在我們隔壁村子，我家前一排房子的王家老二後來做了電視明星。眷村裡的物質條件差，人無恆產，也沒什麼親戚，年輕人無法靠家裡務農或經商，再加上大家多半都活潑外向，熱情豪爽，所以朝演藝圈發展成了很自然的事。還有就是大家受了父母的影響，國家民族的觀念很深。好多男孩子因為家境的因素或是因為不想承受升學壓力，就選擇讀軍校，我小時候的玩伴中好多都做了軍人，陸海空三軍都有。我們以前唱【哥哥爸爸真偉大，名譽照我家，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確實真的如此。
光復東村的位置位於現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可是在我小時候那裡是非常偏僻的地方，四圍都是稻田。南京東路是最主要的幹道，不過它也是在光復東村之後才興建的。在六＋年前路上的車子很少, 偶而經過的很多都是美軍顧問團的轎車,那种尾巴翹得高高的。小時候看得好生羨慕, 心想那一天我也要開那樣的車。沿著南京東路往東不遠處是警衛旅,是一個軍事單位。天氣好的時候，那裡晚上會放露天電影。票價不貴，我和鄰居小孩們經常會去看電影，最吸引我的是西部武打的那種片子。後來村子裡的一個廣場也蓋了一個用竹子做的電影院。每一戶定期會分到幾張免費電影票，我也經常去看。
以前家庭主婦平常除了忙於家事外，常聚在一起織毛衣，我們以前的毛衣都是母親自己織的。當毛衣趕不上我們個子的時候，母親就會把毛衣拆了重打。她們也會包一些外銷的成衣回來做，多半是一些中國式的小衣服，有一陣子家家戶戶都在做這些衣服。隔壁的鄧媽媽是此中高手，每天早上我起床就聽到她家縫紉机在響，一直到我晚上睡覺都沒有停。另外一項大家都喜歡的娛樂就是打麻將, 左鄰右舍叱喝一聲牌搭子一下就湊齊了。雖然小孩不能上桌，但在耳濡目染之下，久而久之就都學會了。
我出生於父母剛到台灣落腳的地方虎尾，但在我還不滿一歲的時候就搬到台北，住進剛建好的光復東村。所以自有記憶起就住在那兒，一直住到我大學畢業到南部當兵為止。其實我服役在岡山的空軍官校，四圍也都是空軍眷村，所以好像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個熟悉的環境。我的童年，青少年都在光復東村度過，那裡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那裡的環境也深深的影響了我日後的個性和人格。
我在1973年去美國留學，離家那天是中秋節，好多鄰居都在巷口送我，從此一別我就再也沒有回到過這個我童年的家，也再也沒有見到許多在巷口跟我揮手道別的長輩及兒時玩伴了。我出國不久父母就搬離了光復東村。等到1986年年底我回台灣工作的時候，父親已經過世，母親住在光復東村附近興建的國民住宅裡。那時村子裡已經空盪盪沒有人住。我每回到台北去看母親都要路過那裡進去瞧一瞧我所熟悉的巷弄。有一次過年我和妻子兒女住在母親家, 第二天早上我經過光復東村, 見到路邊停了好多輛消防事, 村子裡一片焦黑, 所有的房子都巳付之一炬, 我問消房隊員, 他們說可能是住在那裡的遊民用火不慎造成火災。我站在那兒久久說不出話來，這個伴我渡過快樂的童年，我兒時的家從此就再世回不來了。後來村子的原址變成了台北市的停車場，有時候去母親那兒也會把車子停在那裡。停車場不大，很難想像當年怎麼會住了那麼多人家。
光復東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裡的鄰居朋友就像我的親人，如今長輩們多半已經過世，我的朋友們也都垂垂老矣，分散世界各地。每憶及往事，難免唏噓，那個有情有義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回，留在心底的只有暖暖的回憶。
